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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书生”的说法，恐怕邓拓本人也不服气。事实上，“大鸣大放”时，他制订的报道方案，已递交给当时分管宣传的领导。后被指责“按兵不动”，在他看来，恰恰是严守宣传纪律。他曾对下属说：“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
因“书生”之名，邓拓请求辞职。不久，毛泽东指派吴冷西出任总编辑。邓拓只担任社长，分管评论、文艺和理论。然而他终究未能深悉“引蛇出洞”的真实含义。在《人民日报》开始鸣放时，他写过一篇《废弃“庸人政治”》。文中感叹：“一篇好的文章落在俗子手里，……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取舍了。”
在大女儿邓小岚的记忆里，当时的父亲总是默不做声。以前，他总是微笑着，白衬衣外面套一件灰色的开司米背心。“爸爸常在书房里，听着《阳关三叠》的古典音乐，书房里有一株碧桃，开得好浓好浓。”年逾64岁的邓小岚回忆。
她记得，吟诵完那首七律后，父亲便离开了《人民日报》。早在战争年代，邓拓便有意识地收集起了文物和绘画，而一旦卸掉了重负，他更有意将此作为一个事业。他甚至计划写一部《中国绘画史》。
然而他终究不改报人本色，常常把“记者是一辈子的职业”挂在嘴边。1961年，他先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开设专栏《燕山夜话》，不久又和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共同撰写《三家村札记》，针砭各种社会时弊。
今天看来，他的话依然警世而有力：
针对《海瑞罢官》的讨论，他说：“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搞……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所顾忌，不要怕你的观点是否与姚文元不同，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之点。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
他反对浮夸：“那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要更小些。”
看到这些文章，丁一岚为丈夫如此坦率尖锐而担忧。她一再劝说邓拓要慎重，要少写。然而他总是回答：“骨鲠在喉，一吐为快。”
晚辈李辉评价：“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没有邓拓的声音，没有邓拓的身影。假如那样，历史该会是个无法补救的缺憾。”
不少老记者也怀念邓拓主持期间的《人民日报》：“全心全意为办好报纸而努力，是报社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这样努力把报纸办得越来越生动活泼，怎么是什么‘死人办报’而不是‘政治家’办报呢？”邓拓当年的一位副手始终不解。但直到1976年以后，他才逐渐明白，关键在于对“政治”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强调党内民主，反对一言堂和个人崇拜；另一种则坚持搞个人迷信。
他依稀记得，欢送会的前几天，邓拓约他到潭柘寺散步。
望着深幽寂静的古刹，将履要职的邓拓竟长长叹了口气，说：“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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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芳
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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