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知识界似乎有一种看法，认为只要不上电视台的镜头、不为通俗的媒体写作，我们就可以躲开日益强大的传媒而洁身自好，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妄念。我们太容易忽视传媒在塑造思维方式方面的力量，其实在处理活着的历史时，尤其是试图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真实交流时，传媒的力量会如此强有力地影响我们。我不能同意BURUMA式的把史料真实性孤立地置于传媒效果之上的观点，因为生活在这一段活的历史里面，静止的资料没有意义。当一个学者有勇气面对由加害者的忏悔、受害者的愤怒还有由此而生的各种误解乃至敌意的时候，当一个学者不那么自命清高地、真实地面对传媒并且清醒地警惕它在重新塑造历史感觉方面的巨大能量的时候，他才有能力面对历史并且因而确定自己的课题。

1 作为本文的相关论文，笔者的另一篇题为《实话如何实说》的文章发表于《读书》2000年3期，在该文中着重讨论的是19世纪西方历史学模式的话语霸权问题，故本文中省略了相关讨论。

2 以上可参见《北京日报》1998年12月24、28日。

3 《北京青年报》以《假鬼子感动了真鬼子》为题进行了报道。

4 参见《谈东史郎审判的真实－－八月号水谷论文批判》，《世界》1999年10月号

5 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997年8月

6 《东史郎日记》219页。

7 《东史郎日记》424页。

8 参见72－73页。

9 《屈辱的事件》，参见《竹内好全集》第13卷，筑摩书房，84页。

10 野田正彰:《战争与罪责》，岩波书店，1998年8月。该书内容曾经在《世界》杂志上连载。在书中，野田列举了大量个案以揭示各个阶层出身的日本士兵在天皇制意识形态之下对战争的认识以及战场上的非人生活和日军内部的暴力结构导致的士兵病态心理，对于我们理解日本士兵在战时的心理有很大帮助。由于野田属于日本战败前夕出生的那一代人，具有相对的距离感，加以他的调查所及也比东史郎一个人的描述更广泛，所以是阅读《东史郎日记》的有价值的参考。

11 例如《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发表的《在东史郎家包饺子》，赞扬了东史郎的坚韧精神，7月21日的《记住东史郎》称东史郎已经升华为一名为正义而战的战士。

12 《东史郎日记》6页。

13 原文为:“被认为是日中战争过程中的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时候，杀害中国军队俘虏和市民、同时兼以掠夺等等的事件。中国方面强调在南京被杀害者的数量为三十万人，南京市开馆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表示牺牲者人数的数字为‘300000’。关于人数等等，日本方面有各种研究结果与意见，要求彻底调查的呼声也很高。”

14 《SAPIO》7月14日，小学馆，9页，

15 同上，9页。

16 同上，9页。

17 《世界》1999年8月号，219－225页。

18 《世界》1999年10月号，18－19页。

19 同上，275－281页。

20 野田正彰的著作《战争与罪责》中对此有详尽的描写，参见该书第5章《坦白，认罪》，112页。

21 此稿草成之后笔者从日本友人那里得到了水谷也参加撰写的《日中战争时期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反战活动》一书（藤原彰、姬田光义编，青木书店1999年9月），越发感到此问题值得进一步追究。该书围绕二战时在华的日军俘虏所受到的中国俘虏教育改造的实际情况调查，集中展示了战争期间日军俘虏和日本人反战同盟在瓦解日本侵略军方面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也曲折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政府和国民党重庆政府的俘虏政策，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了揭示。如果把该书的工作置于当今日本否认战争史实和强化日本国民国家同一性的语境当中，特别是置于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右翼思潮的对立面来解读，它的积极作用与重要价值是无可否认的。水谷在该书中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记录整理当年参与对敌宣传和俘虏教育的老八路军、老新四军和国民政府的有关人员有关宣传教育日军俘虏的回忆，为研究日本人在中国的反战史实搜集必要的资料。该书以“日中历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小组历经三年的工作为基础，由出版了东史郎《我们南京步兵队》的青木书店出版。该小组的研究目标在该书的《总论》和《后记》中得到了这样的表达:为了反省过去的战争，揭示该历史的真实，为了与亚洲邻国的人们友好相处，为了杜绝再次发生战争，有必要让日本人了解当年那些置生命财产和名誉于不顾、舍身反对军国主义、维护正义与和平的日本人的勇敢行为。该书并敦促日本国政府正视历史事实，承担战争责任。

水谷在该研究小组中是唯一的一位出生于60年代的年轻学人，她的思考与工作固然不能与该书的工作相提并论，特别是一并考虑到战后50年来复杂的历史关系，我们更无法简单地孤立于历史语境之外讨论这本书的定位以及它对水谷可能发生的影响，而这是本文所无法胜任的工作；但是在此种语境中反观水谷在《实话实说》现场的表现，不能不引起我对于下述问题的追问:1、即使参与了某些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工作，是否就可以保证该成员对于其他问题的判断亦具有同样的政治正确性？进而言之，每一种自认为正确的立场是否应该在一个开放的语境中认识自己的限度？2、与上一个问题直接相关，学者应该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乃至知识情境中界定自己工作与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采取“党同伐异”的封闭姿态？以水谷参与的工作和东史郎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而言，假如水谷不是把对于反战日本人历史事态的追踪与控诉日本军队残酷暴行的中国市民的感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认识，她本该有能力以倾听当年老八路回忆的姿态倾听今天中国市民的声音，并进而为自己的历史研究找到与今天的复杂国际政治关系相关联的切入点；但是由于她的拒绝，我们不能不质疑她的历史资料搜集工作本身的狭隘性。3、与上述两个问题相关，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当水谷质疑东史郎证词可信性的时候，她的理由是当年的日记原本已经遗失。如果以同样的理由质疑水谷本人的工作，那么显然她所进行的采访本身也不具备所谓“当年的物证”。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必须慎重对待的是，真实与事实的概念既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兼有理论与实践两种性质，而目前我们还不能给它以清晰的定位。至少可以断定的是，真实和事实都必须置于历史语境当中才可以讨论，靠研究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形而上的预设是不能创造和否定真实的。

22《记住东史郎》（中华读书报1999、7、21）中写到了东史郎在中国讲演时台下大学生中发出笑声，以及东史郎在南京大学向当年死难者纪念碑谢罪时，围观者中有人说“怎么不知道校内有这些纪念碑？” (摘自:中青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