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是一场交流各自历史记忆的讨论，而不是一次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在这样的氛围里，没有人对东史郎诉讼案的细节表示兴趣是必然的。无论在主持人的主持里还是发言者的发言中，都没有为诉讼案的细节提供位置。诉讼案不过是一个引子，而不是话题。在此我必须强调的是，为了准确把握《战争的记忆》这个节目的基本内容，我们必须把握它所激起的感情能量，并且公道地给这种感情能量以它应有的位置。

当会场上的这种感情因素成为左右人们思考的主导性气氛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要求发言。她首先对东史郎提出质疑，婉转地暗示东史郎在出庭作证时的证词前后矛盾没有可信性，而且暗示日本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对东史郎有批评。接着，她又不客气地向批判日本人不肯反省战争责任的津田提出抗议，说他把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勺烩使得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很为难，希望他“谨慎”；她还强调说日本课本不教授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不是事实，日本的年轻一代都了解战争事实。

尽管播放的录像经过了剪接处理，但是水谷在会场上的不利处境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她发言的姿态带有强硬的挑衅性，她立刻遭到了中日与会者的反驳，会场气氛因而变得有些紧张。而且水谷进而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当她被质问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她对这场屠杀的性质和规模怎么看的时候，她回答说这次讨论的议题不是南京大屠杀，而是东史郎诉讼案，因而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使她错过了一个使自己与日本右翼形象相区别的机会－－她不了解，在中国人的感情层面里，南京大屠杀首先是一个区别敌人和盟友的象征性符号，而不是一个需要进行复杂说明的历史问题－－更显示了她对在场讨论者的不合作的情绪。

水谷最后承认了东史郎的证词也有部分道理，而且还说她反对某些日本政治家以抹煞历史真相的方式“维护国益”的方法，至少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右翼或对历史无知的青年。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研究中日战争历史并且勇于思考问题的年轻学人，水谷仅有对知识的敏感却缺少对问题的感受能力。这使得她在最根本的判断上出了错误，甚至连《战争的记忆》这个节目究竟在讨论什么都搞不清楚。

《实话实说》制作组如何评价《战争的记忆》我不敢妄言，至少在我看来，他们的认识通过这个节目得到了体现也没有得到体现。说得到了体现，是因为他们的确让不同的声音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并且展开了一定程度的争论；说没有得到体现，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控制参加者的激烈情绪而仅仅能够展示这种情绪，并在某种程度上顺应它，因此他们希冀的“对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实话实说》制作组本身的意图，也因此很容易被与会者的反应遮盖，从整体效果上看，不能不承认这个节目并未超出已有媒体宣传的框架。只有在对其进行详细观察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它试图把自己从现行媒体宣传中区别出来的努力。崔永元在为讨论总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看来针对一个具体事实达到统一的看法远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这本是他对自己开场白的呼应，不料竟成为对后来事态的预言。几个月之后，在日本的传媒里，针对《战争的记忆》这“一个具体的事实”，展开了与《战争的记忆》截然不同的叙述。

6月2日《产经新闻》以差不多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战争的记忆》的经过。该报道分两个部分，均出于该报驻北京记者古森义夫之手。第一部分是一则简单的消息，题为《东氏被当成了英雄中国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分析说《战争的记忆》节目的制作“很难设想没有当局的参与和了解能够实施。”该消息报道说去年12月中国政府对东史郎案件的败诉所显示的姿态完全无视日本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性的基本原则，而《实话实说》只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姿态却是同样的。该消息还说，东史郎的《我们南京步兵队》是以他的战地日记和记忆整理而成的，而引起诉讼的有关桥本邮袋事件的记录却没有当时的日记为凭证，因而不足为信，故东京高等法院判其败诉。《实话实说》完全不涉及该审判的这一内容，只是对判决结果和其背后的“否定日本侵略历史”进行了指控。接下来该消息引用水谷尚子的意见说，中方参加讨论的人对这次审判的内容和日本的司法制度缺少相关知识，连区别一般民事审判和国家赔偿诉讼案都不懂。水谷的话也被直接引用:“东氏一个人被当成了英雄，日本全被视为坏蛋，中国方面的这种手法对于日本方面认真研究战争责任和侵略历史的人们实在是太失礼了。”该消息最后煽动说:“问题是，这种手法作为政治宣传是否真的能够深化日本方面的历史认识？如果设想一下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的民事审判结果进行官民一致的同样宣传，那时中国方面会有什么反应，答案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第二个部分是有关《战争的记忆》的详细报道，题为《历史认识暴露了日中间的断层》，而日本报纸经常使用的揭示主要内容的提示语分别为:“国营电视台进行的讨论”、“对‘事件’一边倒的姿态”、“东史郎在中国说了些什么”、“在围绕南京事件的书籍的审判中败诉·指控‘否定大屠杀的不正当判决’”、“日本方面批判说‘违反事实’”。该报道相当细致地记述了讨论的内容，对于原话的引用也是准确的，但是，当这些记述被加以裁剪以适合于该记者的意识形态思路的时候，整个讨论的氛围被进行了微妙的改造，呈现了相当不同的面貌。

首先，《战争的记忆》这个讨论的主题与《实话实说》节目制作人的基本立场被完全改写。在第一部分的简短消息里，《战争的记忆》被等同为与中国政府的姿态完全相同的政治性姿态，而在第二部分的报道里，崔永元的两次极为明显的阻止仇日情绪表达的努力也未被提及。同时，水谷尚子在节目中发言的时间仅次于东史郎，后期制作如果采用“一边倒”的立场，不可能给她保留如此多的镜头。相反，在后期制作中被删掉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数字的情绪性争论和在场中国人的激烈反应被加进了报道里，特别还引用了在场的中国人“^_^”的国骂以增强效果。从行文方式上看，记者本人当时并不在场，他使用的是无法核实的第二手材料。由于这些材料具有情绪性，提供材料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删掉其中微妙的部分或夸大某些部分是完全可能的。笔者向《实话实说》剧组要求提供这一部分资料时遭到拒绝，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规定，被删掉的资料不能调用。所以可以推断对于这些被删掉材料的引用依靠的只能是当事人的记忆。按照东京审判的逻辑，记忆是没有信凭性的，如果追究下去的话，完全有理由说这一段资料是不可信任的。但是我在此并不想追究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中日之间在战争历史事实上不能达成共识，政治意识形态的龃龉并非是全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一部分日本人过分夸大“东京审判”式“证据”的绝对价值、无视发言者的语境的做法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文讨论，在此从略。由于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战争的记忆》的主题被偷换了。正如上文所记述的那样，该讨论不是讨论东史郎诉讼案，那仅仅是个引子，它的主题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把《实话实说》剧组“建立中日彼此间对视”的设想改写成“官民一致”的政治姿态，是该报道对于战争问题讨论现状复杂性的极大简化。可以说，该报道的“一边倒”姿态更为严重。

其次，在这则报道里，东史郎和其他日本人的定位是含糊的。记者显然不认为他们有资格代表日本。这个微妙的潜在意识可以从该报道的一个提示语看得很清楚:“日本方面批判说‘违反事实’”。这显然是指在会场上持有异议的水谷尚子等人。为什么不说“日本留学生”而要说“日本方面”？这是否应该视为东史郎在发言中引用的日本右翼恐吓信的詈骂在部分日本传媒中的体现？－－东史郎说，日本右翼的恐吓信骂他为“卖国贼”。假如日本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不能代表日本，而水谷尚子等人却成为日本的代表？假如《产经新闻》奉行言论自由的方针，为什么要在同一讨论空间里做如此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