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意象也不断得到强化，那就是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中国人民要与日本人民友好，以防止历史上的惨剧再次重演。这样的意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现实有效性一直是值得怀疑的，彼此间缺少了解的“友好”，事实上仅仅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客套话而已；但是在传媒的报道中，这却是经常使用的一句套话。它遮蔽了中日之间缺少对话乃至对视的严峻现实，为那些令人尴尬的龃龉提供了一个并不可靠的退路。同时，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思维方式，使得一个不变的“日本”永远存在，而试图改变它的日本人却被从中区分出来，并不能因此而使铁板一块的法西斯“日本”发生变化。

中国的传媒，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乃至半民间的，都很难突破这样两种既定的意象，而且它们的不断强化导致了传媒的宣传逻辑不断简化，简化了的日本意象又不断把相当数量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和单纯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很难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政府的授意，甚至也很难把它单纯归结为民族主义情结，因为中日之间这个理解的鸿沟，首先存在于情感层面，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史郎出现了，他面对中国人民，呼吁中国乃至世界的舆论给他以支持。对于中国人来说，东史郎个人的品质、他的发言的信凭性其实在这个事件里不是关键性的因素，东史郎所处的位置才是关键性的:这个位置意味着日本人正面呼应了中国人的感情要求，他对于中国人的倾诉使得中国人再次确认了上述两个基本意象。对于战后的几代中国人来说，能够在情感方面毫不回避地面对中国人的日本人，能够作为过去的加害者跟当年的被害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坦诚相对的日本人，至今寥寥无几。更不必说东史郎显示了日本进步知识分子迄今以来很少显示的明确姿态－－谋求中国舆论的援助以促成自己在日本国内斗争的成功。这使得他找到了一个与中国人和中国传媒对话的接触点。在这个意义上，东史郎的出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受到欢迎是必然的。

但是假如没有《实话实说》节目的制作，东史郎诉讼案在传媒中引起的反应不会显示出这个接触点的难能可贵，它可能仅仅是强化既定日本想象的一个新的环节而已。因为在其他传媒的宣传中，东史郎被从他所在的日本背景中剥离了出来，被简单地安排在了中国人的对日情绪之中；而《实话实说》却试图了解，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青年是如何看待东史郎的？

《实话实说》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自开播以来主要以反映当代中国人对社会生活和家庭现象的“实话”为宗旨，比起那些针砭时弊的新闻节目来显得有些“软”。但是这个制作小组的成员有一种看法，认为应该对收视者的思维方式发生多元化的影响，打破单一的思维样式，所以他们一直刻意地营造一个“让大家说话”的空间。这个节目采取的方式是现场录制，事前不进行排练和授意，所以对于谈话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并不做过于具体的预设。主持人崔永元在这个节目中的重要性在于节目策划者的认识是通过他的提问和主持体现的，从他力图在热烈的讨论中尽可能平均地为发言者分配时间的做法看，《实话实说》的确是以“让大家说心里话”为宗旨的。

《战争的记忆》在四月十八、二十五日分两次播出。坐在嘉宾席上的是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山内小叶子女士，还有专程陪同东史郎来华的辩护律师、著名日本评论家、在日华侨、留学生以及东史郎的女儿等。由于这一嘉宾的阵容，很容易使人简单地推断这是一场关于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而且在现场讨论开始之前嘉宾和观众一起观看了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录像材料，它让人联想起从98年12月开始中国传媒所进行的大量报道。但是假如去掉先入为主的概念性推理而面对《实话实说》的特定空间，面对《战争的记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并不是一场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

崔永元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交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对一件事实的认定也可以促进交流。”可以说他巧妙地传达了该节目的策划者海啸和虎迪的基本想法。我分别向这两位策划人询问过他们制作本节目的意图，他们表示说，借着东史郎来华的契机，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对视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不了解了”。之所以邀请了在华的日本留学生参加讨论，就是因为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尽管他们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生激烈的争执，但是至少在他们的思路里，是为这样的可能性提供了空间的。

崔永元当然并不是简单地“无为而治”，他在这个节目中有过两次明显的粗暴举动。一次是打断了一位大学生讲述他高中时代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展之后题字 “我若得志，日本必亡”时的话，一次是打断了一位报纸编辑关于中国青年在问卷调查中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有仇日情绪的叙述。这两次打断之后他都急忙转向了如何在中日人们特别是青年之间消除仇恨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青年的发言并没有被剪掉。显然，节目组不希望借助这个节目煽动人们的仇日情绪，但是他们也不想掩盖现实中存在的这个严峻事实。保留崔永元的这两次“粗暴”，也就保留了《实话实说》节目组的自身立场，更保留了它所面对的这个两难之境。

在这个节目中，崔永元只向一个人提出了直接涉及到东史郎诉讼案的问题:他问东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有人说东史郎的话不是事实，您是怎么为他辩护的”；而在自由讨论的时候，除了后来站出来唱反调的水谷尚子以外，只有一个中国姑娘对东史郎提出了“您觉得自己能够为南京的三十万冤魂讨得公道吗”这样一个问题，其他发言虽然与南京大屠杀有关，但是却与东史郎的诉讼案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这个节目到底讨论了什么？

上集是东史郎本人的陈述。他细致地描述了写在《东史郎日记》中的一段他连杀三人的经过（但是这次屠杀没有发生在南京），使摄影场里充满人的沉默；接着他回答崔永元提出的“是否每一次杀人都有理由”的问题，这样说:“杀人这件事不是道理性的，那恐怕是一种感情动荡的结果吧。而且日本军国主义那个时候彻底地支配了我们。”后来，他还描述了南京沦陷时期他所参加的一次屠杀500个手无寸铁避难于“安全区”的中国百姓的行动经过。

在这样的陈述之后，来华的日本人和华侨留学生的谈话不可能不带有感情色彩，尤其是当华侨林伯耀说中国人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太客气”的时候，当评论家津田道夫批判日本人在战后缺少必要反省的时候，观众的情绪开始激动是非常正常的。而在下集里开始观众讨论的时候，两位年长者对于南京沦陷时日本士兵硬性闯进“安全区”强奸中国幼女的兽行和亲人惨招杀害时情景的叙述把在场者的情绪推向高潮，也是顺理成章的。在此之后，上文提到的两位年轻人有关仇日的发言，在这样的上下文里，甚至也并不显得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