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理解东史郎上述关于忠勇士兵定义的背景。服从是任何军队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是东史郎却告诉我们日本式的伴随着暴力的绝对服从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军阶所起的作用是超过个人感情意识的，它不仅成为一种评价的机制，更成为控制个人感情和行动的准绳。这使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1953 年日本的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回忆日本宣布无条件战败时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小分队的事情。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恐怕那是在8月15日过去几天以后的事情了）据说队员们全体嚎啕大哭。他们整整哭了一天。然后他们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归国的准备工作。”9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分队的例子，中国战场上的日本败兵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富有戏剧性；但是拼死顽抗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国内的百姓这种一夜之间改变立场接受战败的事实，的确曾经令全世界感到惊讶。对于竹内好来说，日本的战败是一个耻辱，它的耻辱不在于这场战争输掉了，而在于它输掉的方式。按照竹内好的看法，日本人在道德上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中国人在道德上赢得了它。他所说的“道德”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道义”，而是人的尊严与个体价值。日本士兵在二战中的兽行，是东史郎所描述的那种绝对服从的内在结构的一个对外的表现而已，尽管日军的很多虐杀是自发性的行为而且日军在纪律方面也并非没有约束，但是《东史郎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种暴行来源于日本社会的天皇制暴力。所谓“绝对主义的天皇制”，正是通过这种“军曹”对“士兵”的权威性维持的，而这种“权威性”，正如主要从精神医学方面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的野田正彰所揭示的那样，是造成日本战时士兵的精神病态的主要根源。10但是，问题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天皇制当今虽改头换面，却仍然是日本社会不可忽视的基本结构方式。只要考察一下现实生活中普通的日本人是如何以不与别人唱反调为自己求得安全，就可以理解东史郎所描绘的那个以暴力所维持、并且这种暴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认可的世界离今天并不遥远。而同时，更需要中国人理解的是，日本一代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战后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的反对天皇制的斗争，其实并不仅仅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它不仅与我们认识和共有战争的历史记忆直接相关，而且更与今天在中日之间建立真正的理解直接相关。

在《东史郎日记》里频繁出现的另一条更为隐蔽的线索也是这部日记的价值所在，那就是它真实地表现了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蔑感。正是这种轻蔑感，可以让他们毫无障碍地屠杀和残害中国人。即使是东史郎这样的保持了某种良知的日本人，当年在亲手杀人和目睹强奸时表现出来的那份轻松，也暴露了他潜在的种族歧视感情:他从未把中国人看成与自己同等的人。东史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肮脏。在日记里反复出现的他对于“支那”的记载，几乎总是和肮脏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这当然不是虚构，内陆国家的中国与海洋国家的日本，在清洁问题上存在着的这一差异至今也未必消灭，更何况东史郎更多活动在中国北部的农村。问题在于，当东史郎提到中国人肮脏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价值判断的序列里为它定位的。例如侵占了南京之后，东史郎的评价是“支那人的审美观简直是太原始了”（208页）；第三卷里对他所劫掠的北方房屋的评价是“支那人的房子都是中看不中用”（249页）；北方的水井“也不用砖砌，泥土很容易掉进井里。我常常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笨呢？”（253页）“残忍而勇敢的人－－西洋就有这类人。残忍而胆小的人－－就像支那人。正义而又勇敢的人－－就像日本人。” （271页）“都说支那这个民族很会宣传。……这样的人大都卑躬屈膝，丧失骨气；他们喜欢造谣中伤，姑息迁就而不能坚持己见。这样的人最终也不能领导别人。支那人永远也得不到一等国民的称号。”（328页）

当东史郎在日记里流露这种“一等国民”的优越感时，他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近代日本人的这种民族优越感就开始恶性膨胀，它上至首脑阶层，下至普通民众，潜移默化地为几乎大部分日本人所共有。而上个世界末开始形成的日本支那学在推动日本人对同时代中国的蔑视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东史郎的日记里流露出来的对“肮脏的支那人”的嫌恶之感，让我联想起第一代支那学家狩野直喜对于“支那的肮脏”的反感和他厌恶中国的感情，尽管据说他本人很少洗澡。日本支那学未必直接对日本社会起作用，但是作为学院派的知识人，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和他们的学术一起留给了一代又一代日本学人，很难断言这种种族优越感不会改头换面地以知识的形态出现。而阅读《东史郎日记》，我们之所以不能忽视东史郎所表现的那种赤裸裸的种族优越感，是因为这种感觉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不仅支撑了当年那场残酷的战争，而且也是构成当今中日之间鸿沟的一个难于被人揭示的内在构造。

三

以上花费如此大的篇幅讨论《东史郎日记》的价值，并不是为了正面处理这个文本，而是为了反衬出中日传媒围绕着这部日记所进行的宣传与这个文本之间存在的距离。恰恰是这个距离本身，向我们揭示了中日对话的艰难和传媒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

在东史郎1998年末二审败诉之后，中国的传媒不约而同地开始报道东史郎其人与他作为被告在日本败诉这一结果。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具有两个相同之点:一，传媒把东史郎视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把邮袋事件的事实视为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有力证词，不能接受东史郎的败诉是单纯的民事诉讼结果的观点，而把其视为一种日本的官方政治姿态。进而，有些报道把东史郎逐步渲染成一个孤军奋战的英雄。11二、所有传媒都对东京的两次审判过程中双方的具体争论细节缺少兴趣，注意力集中在寻找证据证实东史郎有关邮袋事件的记述的真实性方面。传媒在东史郎败诉后不久开始提供各种证据，以证实南京最高法院门前马路对面有水塘，以及手榴弹绑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这一行为的可行性。而这两个报道的重点与1998年12月下旬中国政府的官方姿态是相当一致的。当然，在1999年3 月之前，由于《东史郎日记》尚未出版，传媒不围绕这部日记本身而围绕南京大屠杀转移这部日记的内容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使这部日记出版了，报道的重点也并无改变，何况日记的出版前言在说明出版东史郎日记的动机时把“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12放在了第一位。

在中国传媒的这种思维定势之后，存在着积蓄已久而且不断被强化的“日本”意象。这些意象的核心不是日本内部进步人士为追究战争责任而做的长期不懈努力，而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拒不谢罪的意象:几乎每年都要经由新闻媒介传入中国的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从否认当年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存在到强调30万死难者数字不确的日本右翼的“历史逻辑”；日本政府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一贯性姿态，日本右翼的恐怖活动等等。这些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难以推翻的印记，被牢牢地涂抹在日本意象之上，几乎每一个新的事件都在继续强化它而不是改变它。而迄今为止，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很少有日本人能够直接面对中国人、与中国人一同正视这样的“日本意象”。也很少有日本人意识到破除这样的日本意象需要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真诚合作。尽管很多进步的日本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正在从事揭示日本侵华历史真相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基本上是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它针对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的工作不可能直接转换为面对中国人的协作姿态，甚至也很少诉诸于中国人的帮助，因而基本上被排除在普通中国人的视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