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对中日两国的媒体处理东史郎问题的不同点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进入《东史郎日记》本身。从各种资料所显示的情况看，尽管争论是围绕着《东史郎日记》展开的，但是这部日记并未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本得到细致的阅读。而在阅读这个文本之前，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文本，那就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比《东史郎日记》约早两年发行的《拉贝日记》5。

在《拉贝日记》中，构成主体的不是拉贝的个人性日记，而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人组成的在华“国际委员会”滞留南京的成员所写的致日本大使馆的反映日军暴行的信件、文告和记录当时情况的文件以及档案。这些记载令人发指，它不仅记载了日军在进入南京城后的烧杀劫掠的规模，更活生生地传达出了日军暴行在南京人民、甚至包括在南京的外国人之中引起的恐惧气氛。在这些暴行之中，占显著位置的是日军极其野蛮的奸淫行为，兽兴大发的日本士兵不分年龄地奸污上至老妇下至幼女的南京女性，阻拦者几乎全被屠杀或伤害；而日本兵在对妇女施暴之后所进行的肉体残害更是令人发指，应该承认，我们在有关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记录里，很难找到同等规模和同等性质的性暴力内容。日本人在世界史上所遗留的“野蛮”形象，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他们奸淫与屠杀的残酷方式，而根本不是其数量，这是必须强调的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拉贝日记》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词。

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是东史郎部分战地日记的全译本，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它与日文版《我们南京步兵队》的差异，那就是它记述了东史郎在第一次侵华时在中国大陆内部随军队南北移动时的全部经历，而南京大屠杀仅仅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仅仅构成了该书的第二卷，仅有97页，在498页日记中占五分之一。假如把这97页记述与《拉贝日记》相比，它对于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暴行的描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被反复引用并引起诉讼的有关桥本虐杀无辜中国人的记述，在书中仅占一页纸的篇幅，它之所以构成了注意的焦点和争议的核心，不是由于它是日记的核心内容，而是由于东史郎诉讼案基于这一段记述而展开的缘故。而值得注意的是，除掉这一页记述之外，在东史郎关于南京时期的97页日记里，拉贝所描述的那种无节制的残忍兽行几乎没有被正面涉及。尽管它也提到了长江边“牛猪般惨遭屠杀的敌军尸体”6，提到了日军以“征收”和“检查”为名掠夺南京居民财物以及日军的嫖娼，但是几乎没有提到《拉贝日记》里所大量记述的那种在“安全区”内以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为对象的、更为残酷的野兽般的施暴。

我们无须进行任何推论就可以找到这种记述差异的原因:拉贝是德国人，他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是一个旁观者，而东史郎是日本士兵，他是事件的当事人，是加害者。

但是，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可以导致东史郎对日军残暴罪行的大幅度省略，同时也可以导致读者依靠迄今为止各国提供的资料里对日军暴行的揭露进行对罪行的复原。即使是在《东史郎日记》内部，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这种可供进行复原的材料。尽管在南京时期的日记里东史郎更多描述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军“思乡情结”，但是纵观五卷日记，其间不乏东史郎所在部队在中国大陆杀戮奸淫的记录。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没有发生在南京而无视其存在，更不能把南京大屠杀孤立于这一系列暴行之外。历史的真实性恰恰不是数字的统计所能囊括的，它存在于一系列要素的结构关系之中。

东史郎的日记作为第一人称记述，尤其是作为侵华日军一员的记述，它的视角明显地区别于受害者中国人，而它能够提供的日军暴行的证据也是非常有限的。仅就它对日军性暴力的描述来看，在东史郎笔下的中国受害者不仅没有声音，甚至看上去简直说得上是配合的；除掉在几个地方受害者的“浑身颤抖”被东史郎注意到之外，在大部分场合下笔调都很轻松。如第四卷里描写到东史郎手下的士兵要对一个16岁的女孩施暴时，东史郎命他到远离女孩的母亲和其他人的地方去干，于是，女孩被拉走:“皎洁的月光笼罩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两人的样子宛如一对散步的情人，我突然间想到了祖国。”7

在这样的行文中，会时时夹杂以诸如西本（即桥本）虐杀无辜的镜头，尽管大部分都被简化，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残暴的意象。但是，假如把这些部分作为《东史郎日记》的历史价值，恐怕比起受害者一方的证词来，比起拉贝等提供的旁证来，它是要大打折扣的。它的意义，其实至多不过是加害者出面证实发生过屠杀，而不是屠杀本身的残暴经过。换言之，它的文献价值首先不在于它对于事实的阐述，而在于它阐述事实的姿态。

但是如果我们把东史郎的姿态亦即“当事人视角”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追问下去，那么这部日记隐含着的内在结构就会浮现出来。比起证实屠杀和其他暴行的存在来，东史郎日记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揭示了这些暴行所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在第一卷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东史郎等人在行军途中休整之时在一家豪宅抢夺值钱的东西时，被原来的新兵现在的上司军曹本山发现并训斥。本山原来是东史郎等人的下级，“可能有一种潜在的自卑感”，而东史郎也总是不自觉地用看新兵的感觉看他；于是本山大喝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被他大喝了一声，他现在保持着长官意识，是以长官的身份向我们大喝一声的。……我们也有一种部下意识在作怪，马上心里就有一种要服从的意识。两者之间丝毫也没有新兵与老兵时的意识了，只有军曹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本山军曹也借助这一声大喝，恢复了对我们这些士兵的长官意识，而我们被他一声大喝，也恢复了身为士兵的意识。

“有了这种心情，就很难再轻易回到新兵与老兵时的状态。他不再愿意那样了。他以长官的派头来压我们，我们作为士兵被他压住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