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实现改组和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反复说明中俄两国是兄弟之邦，应该在革命斗争中互相支持，合作共进。1924年1月，孙中山代表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给全俄苏维埃驻北京代表加拉罕去电，感谢苏俄政府和人民对国民党一大召开的祝贺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表示相信“中俄两国人民行将共同提挈，以进于自由正义之途”【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7号。】。苏俄政府同北京直系军阀政府签订《中俄协定》后，孙中山即指出这不会影响他的政府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7月14日，他授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俄协定》发表宣言，对苏俄自愿放弃它在中国的特权及废止沙俄政府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条约，表示感激，强调:“此后两国人民益当互相了解，以共同努力于互尊主权，互助利益之途。”【注:《国民党对中俄协定宣言》，1924年7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3日，他在长崎接见记者时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同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奋斗，日加亲善。”【注:《对长崎新闻记者之谈话》，《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109—111页。】当时，他还与当地曾驻西伯利亚的某武官会见，“作稍长时间之谈话”，向武官“详询俄国革命时情况”【注:孙中山先生治丧处编:《哀思录》卷4，第5页。】。孙中山北上抵天津后，不但没有接受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要他放弃“联俄”政策的所谓“劝告”，还于12月5日告诫日本记者:“联俄”乃亚洲民族利益所在，日本政府不该“尽步欧美人之后尘”，它欲图“还东亚民族之真光，而最要者，首应承认苏俄联邦共和国”【注:《大元帅抵津后之言行录》，1924年12月22日《广东七十二行商报》。】。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北京行辕病榻上签署的“致苏俄遗书”，更集中地表达出他希望中俄两党两国长久携手奋斗的遗愿:“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希望“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注:《孙中山致苏俄遗书》，《向导》第108期。】。这无疑也是孙中山对其“联俄”政策的最后表述。

第三，孙中山热切希望苏俄能帮助国民党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欢迎并感谢苏俄的政治军事援助，并与苏俄使华人员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

现有的大量史料证明，孙中山在与苏俄代表的接触与会谈中，商研苏俄政府如何援助国民党进行革命斗争，占有突出的位置。据上海英美公共租界的情报记载，1920年底苏俄使华的代表就曾应诺孙中山:等国民党在广州建立政府后，苏俄政府将为国民党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编:《警务情报》，1920年12月17日。】。孙越宣言发表后不久，1923年3月，苏俄政府决定选派政治、军事顾问到中国南方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斗争，并为孙中山的政府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注:维什尼科娃·阿基莫娃:《在中国革命的两年（1925—1927年）回忆录》第126页。】。孙中山多年谋求外援的努力终于在苏俄身上得到实现，他由衷地感谢苏俄政府的援助。孙中山十分珍惜并希望能继续得到苏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1923年下半年，根据孙越宣言的精神和孙中山的请求，苏俄政府陆续派遣政治与军事顾问团人员前来广州协助国民党开展斗争。孙中山对顾问团人员十分友好，对苏俄政府派驻广州的代表鲍罗庭尤为敬重，先后聘请鲍氏任国民党党务训练员、陆海军大本营高等顾问、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革命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他曾高度评价鲍罗庭是“一个无以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注:《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年）第78页。】。鲍罗庭驻广州期间，孙中山每遇重大问题，总要鲍罗庭参与或找他征询意见。如曾让鲍氏参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又让鲍参加指导广州及上海国民党改组的试点工作；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一些国民党元老劝孙中山取消已起草好的大会宣言，而代之以国民政府大纲。孙一时拿不定主意，即于1月23日上午找鲍罗庭商量。后在鲍罗庭说服下，孙中山决定维护大会宣言的尊严，让大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70—74页。】。国民党一大后不久，鲍罗庭为协助加拉罕办理中俄协定交涉赴北京，孙中山与他保持密切的函电联系，支持苏俄政府的严正立场。孙中山不仅自己敬重鲍罗庭，听取他的意见或建议，并且还要求国民党员也这样做。1924年11月北上前，他训示蒋介石等人说:“鲍罗庭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象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注:《蒋介石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政治周报》第4期。】于此可见孙中山对鲍罗庭的敬重和信赖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