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能不能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化解对改革的争议，重新唤起对改革的热情；第二，直接影响到中国能不能抓住未来发展的机遇；第三，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第四，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政府转型。

以政府转型为例，大家看到十七大以后，中央明确把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我们学界前几年一直在探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我当时讲了三个趋势:我说中国政府正在由一个管制型、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由手工作业的政府转向由电子网络、信息网络主导的政府。我以第二个转型的趋势为例，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说中国要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呢？这绝不是说中国政府不需要抓经济，中国的经济整个过程中就是政府主导的，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政府不能一门子心思全部抓经济，你还有更重要的责任，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前不久广东省在汪洋的倡导下召开过一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专家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广东省准备搞了一个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中长期规划。我昨天来到这儿一看，你们的会议已经做这个决定了，我觉得你们走到广东的前面去了。其实，广东的三个地方如粤东、粤北、粤西都有一些是欠发达地区，他们想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中长期规划，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昨天看你们已经做了决定了，我感到很兴奋。

有人说过三句话，说没有2003年的“非典”，我们后来提不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非典”之前，我们各级党委政府铆足劲抓经济建设。有的地方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GDP为中心。“非典”期间很多人死于“非典”，人们转过来看说，当一个人生命都不存在的时候，GDP还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第二句是说，没有2003年的“非典”，我们不会在全国自上而下地构建应对各种危急事件的应急管理预案。我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谈地震的事情，在总书记在人民网上网以后，后来我还到人民网和网民对话，谈总书记上网。我在这两次做节目的过程中都谈到这个事例。为什么中国在这次地震中会这样的震撼世界，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中国政府以他实际行动高度关注人的生命，关注人权，第一时间在地震中做出了反应。据说温家宝总理那天上午还在河南考察。在南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把温总理送上飞机回北京，徐书记自己回郑州。到了郑州以后，发现郑州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才知道有地震了。他马上驱车到了地震局。这时候总理正从家里头往国务院去。总理知道发生地震以后，半个小时就决定要到地震灾区去。我们可以想想，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把地震指挥中心搬到了地震中心？总理和总书记在地震灾区穿梭指挥，不顾余震，他们的言行全世界都历历在目，震撼了世界。第二，信息高度透明，我们这次有关地震灾害的各类信息全部是公开的，据说包括总参调动军队，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宣布。资讯高度透明，让外国记者也可以去采访，这样不仅没有了谣言，而且保持了社会的稳定。第三，政府组织非常有效。大家想，没有我们过去这五年中构建这130多万项应急管理预案，我想组织工作很难做到这样的水平。据英国报章报道，四川地震中倒倒塌的学校，相当与全英国学校的一半，我们调入灾区的3.7万的医护人员，相当于英国全国的家庭保健医生，我们派进去的13万军队，再加上全国各地赴灾区的救援人员、外国救援机构、民间志愿者等，这么大的组织调动过程，如果说没有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全国民众在地震中表现出的空前民族凝聚力和爱心，也极大地震撼了全世界。后来我在人民网做节目的时候说，总书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民直接交流、对话，不仅说明高层对新兴媒体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在今年多次大的公共事件中，网民的表现，网络上反映出来的主流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公共事件的发展进程。这些东西最高领导层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总书记直接到网上和网民进行交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句话说，没有“非典”我们不会把政府职能的侧重点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转移。“非典”之前我们更多地是关注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非典”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社会管理不到位，公共服务严重缺位，所以从2003年后，我们感到政府管理很明显地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第二点，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更需要解放思想，也就是说通过大胆地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迎接挑战。有人说胡总书记正在通过汪洋在广东发动改革开放以后第三次思想解放，海内外是非常关注这次思想解放的，我也是很关注的。我的看法是，这场思想解放从表面上看，它是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的，比如，最近广东省对广东提出三个定位，很多媒体说这三个定位标志着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路径已清。这三个定位是:第一，广东要成为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力中的主力省；第二，广东要变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试验田；第三，广东要成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先行地。这是最近广东透露出来的信息，把广东省未来的发展定位为三个层面。但是我的看法，就广东的思想解放而言，最终不可能简单的定格在经济层面。在我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完善的问题，不存在一个被颠覆的问题，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而我们这种体制我真正受到内外挤压的、质疑的，恐怕更多的表现在我们政治层面以及政府管理层面。对于这一点，我想用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去过很多次欧洲，但没有去过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前年我随我们学院的代表去匈牙利考察交流，接触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我发现他们在和我们交流时，似乎都在重复一句话，即没有1990年的政治变革，匈牙利不会加入欧盟，也不会有现在的经济发展成果。交流中，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很羡慕的，但是言下之意，对中国的政治却不屑一顾，有一种“你们还能坚持多久”的意思。我说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好像两个巨人在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好，在我看来这两个巨人现在都没有笑到最后，至少目前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影响超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如果中国这个巨人在政治上也能笑到最后的话，可能对人类的贡献也许会更大。因为，它说明一个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不一定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可能还有中国这种模式。问题在于我们这种体制能不能笑到最后。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我们的体制不是不能笑到最后，中国的体制包括政治层面的体制有很大的张力，有很大的弹性，笑到最后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放思想、大刀阔斧的进行变革。回国后我用这个例子，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说，我们这样的体制不是笑不到最后，而是要对现行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就必须要解放思想。我同时认为，我们在进行政治体制变革时，只要把握住三条底线即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