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我们基本判断是，这场政治风波被平息后，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低潮了。中国三十年平均经济增长9.7%，但是1991年却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当苏东剧变以后，中国国内产生另外一种思潮，说中国不能光坚持经济建设一个中心，还应该坚持反和平演变另外一个中心。以我的亲身经历讲一个例子。就在1991年7月1日纪念党的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这个讨论会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召开的，下面坐了大约500多人。开幕式上有一个老干部发言，基本是公开在挑战邓小平。他说，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下，中国是坚持“一个中心”好呢，还是坚持“两个中心”或者“多中心”好呢？他认为至少应该坚持“双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这样两个中心。他认为，如果我们只坚持经济建设一个中心，不坚持反和平演变另一个中心，那么，现在的东欧、苏联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国。这个观点出来后，当时没有人敢反驳。后来，应该说是邓小平反驳了这种观点，反驳了这种思潮。1992年，当小平看到他提出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有可能被动摇的时候，一个87岁的老人，没有任何领导职位，1992年到南方转了一圈，说了一些话，最后形成大家都很熟悉的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最关键的时候，又把改革的航船拉回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在我看来，南方谈话最核心就两句话:第一句话，“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第二句话“计划和市场同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决定于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就是后面这句话，奠定了后来我们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基础。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我们要假设的话，我以为，如果没有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这次思想解放，我们后来会不会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也可能会打个问号。所以我说，这场思想解放确立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地位。如果过去我们可以叫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通过1992年南巡谈话这场思想解放，这个石头终于摸到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工具和手段，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大家想一想，这些重大的判断，如果说没有思想解放，几乎是很难突破的。

通过这场思想解放，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似乎都必须借助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我们迈出了关键步伐，冲破了传统的桎梏。举一个例子，当年大家都很清楚，马克思曾经讲，一个企业雇工如果超过8个人，就算剥削了，8个人以内还不算剥削。当时中国人就算这个数，你超过8个人没有，没有超过是可以的，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了。中国人当时就是这种思维，你很难从一个东西跳出来。所以说思想解放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二、新的改革开放形态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观点，新的改革开放形态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我一开始就做了判断，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战略转折期。进入战略转折期的标志除了改革的重点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之外，我认为就是我们政府、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在下降。换句话说，有人不支持改革，甚至公开反对改革。也就是说，不管大众层面还是精英层面，都对改革产生了一些争议。第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但是我们付出过多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第三，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我们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我们的体制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叫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是我们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第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不断被西方发达国家所误解，所误读，以至于大家看到在奥运会前夕，特别是在今年四月份那段，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情绪上形成一种对立，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这四个特点我不想展开多讲，我就以大家关心的第四个特点为例，谈我的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