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封贡体系的存在，“大一统”中国的版图也得以有了明确的范围，那就是与周边藩属国接交处的界线。在维持“封贡体系”的同时，清朝政府具有强烈的版图意识，诚如乾隆帝宣称的那样:“天朝尺土俱为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在清廷认定的这条交界线以内的某些边境地区，中央政府的管辖手段虽然不同于内地的行省管辖体系，但也都以驻军为形式明确表示主权管辖，全然不同于对交界线以外附属国的礼仪性羁縻。在东北，清廷分设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和奉天将军辖若干副都统率兵数万镇守；在蒙古，则设绥远将军、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及若干参赞大臣和都统、副都统料理政务并率兵驻防；在新疆，清廷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军政事务，下辖若干参赞大臣和都统，在各交通和战略要地驻兵；在西藏，清廷于1750年正式委派驻藏大臣进行管辖，按1751年清廷颁布的《西藏善后章程》和1793年的《钦定西藏章程》有关规定，驻藏大臣成为西藏实际的最高军政长官，“凡西藏的官吏任免、行政、财政、军事、涉外事务等权力，均归驻藏大臣，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远在其下。”

到晚清时期，封贡体系在西方列强冲击下面临崩溃，许多周边属国纷纷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与之毗邻的中国边疆地区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原有的“封贡体系”难以继续充当“大一统”中国范围的参照系数。正因为如此，清廷开始在中国边境地区强化行政管理，以求将中国与原附属国之间的界线固定下来。这集中体现在1884年新疆设省的举措，次年台湾单独建省也属同一范畴。行将就木的清廷没能逐一完成对边境统治的改造，这项工作，由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成了。

今天的“大一统”中国之地理范围要简单得多，因为我们有通行的国际法原则作依据。由于“一个中国”原则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得到普遍的承认，“大一统”中国的地理范围是相当清晰的，不存在任何疑问。但追根逆源，目前中国的疆域范围，与清王朝末期努力界定的中国本土与属国之间的界线基本一致。的确，任何国家的疆域范围之确定，总是不能离开历史沿革的事实，这正是历史学的意义之一。

四、“大一统”视野下的历史人物观

由于“大一统”思想渗入中国人的意识深处，中国人在对重要历史人物作评价时，往往把是追求和顺应“一统”还是企求“分裂”当作一个重要的尺度。推动“大一统”的人物，多少能得到正面的评价，反之，则往往会遭到指责。因此，中国历史上一些造就“大一统”局面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每每受到赞扬。即使那些追求“大一统”未能成功的人，也能得到肯定。比如北宋皇帝赵匡胤未能规复唐帝国的全部疆域，被迫与辽国并存；还有一些人更不走运，例如三国时期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蜀国实际统治者诸葛亮，南北朝时期挥百万之师欲投鞭断流征服江南的前秦皇帝苻坚等，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其悲壮情怀依然能博得后世的尊重和钦佩，至少也能赢得世人的同情。诗人杜甫赞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让无数后人感动不已。苻坚南征失败，最终被部将杀害，但仍受到后人的敬重。在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台湾作家柏杨叹曰:“苻坚死时，内心的痛苦悲愤，我们深深体会，并在千载之下一哭，为他的遭遇哭，也为当时中国人民的遭遇哭。”可见，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中国人主要看重他们是否心怀“大一统”的信念，是否去实践这种理想；至于能否成功，尚属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