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先秦时代人们期盼获致“一统”的范围，只是周王朝原有的统治区域，大约相当于日后秦帝国统一了的疆域。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57-87年）在西域的大规模扩张扩大了中国的疆域，其版图比秦帝国大了一倍，但这个疆域内各民族的彻底融合发生在四百年之后，即公元4世纪初到公元6世纪末的南北朝时期。随后统一的隋唐王朝尤其是唐王朝前期的盛世统治，大大扩展并巩固了中国疆域的范围，唐朝盛期仿西汉体制，设置了若干“都护府”（唐太宗时有9个，唐玄宗时有6个）管辖中国的边疆地区，使“大一统”的范围趋于稳定。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原唐帝国疆域内的中国又陷入长达近400年的分裂，直至1297年元朝统一中国。元朝的疆域比唐朝又有所扩展，主要是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从而为后世明确了“大一统”中国的地理范围。以后的明清两朝，继承了元帝国的大部分统治区域。

“大一统”中国之范围不断扩大的事实，很容易让人把“大一统”当作是封建时代中华帝国扩张侵略的思想基础，从而认为“大一统”中国理论上没有外部界限。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虽然古代中国向来没有我们今天的“主权国家”意识，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地理概念，往往用“天下”、“四海之内”一类的泛泛之词来谈论政治事务，但在中国人的内心当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却还是始终存在的。从孔子提出“华夷”之别的事实来看，“中国”与“天下”并不完全等同。《春秋》中所载“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内诸夏而外夷狄”等语，表明孔子已将华夏族居住的所谓“中国”与非华夏族（即所谓“夷狄”）居住地作了区分。有人还进而认为，秦始皇时代修筑长城，是第一次把“内诸夏、外夷狄”的观念具体化。在其后中华帝国疆界不断扩大之时，中国统治者也试图用其他手段来界定中国“大一统”版图的范围。在这些努力中，“封贡体系”是一个较突出的表现。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统治者曾凭藉经济、文化或军事上的优势，在东亚构建一套统率周边国家的国际秩序，即所谓的“封贡体系”。其含义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君主作为“藩属”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确认（“册封”）才能拥有合法的统治地位；作为回报，“藩属”必须承认中国皇帝对自己的宗主权，通常以“朝贡”的形式来表示。这种体系，自然是中国统治者推行“霸权”政策的工具，在今天不应再给予美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恰恰也是中国统治者区分“内外”的手段。“封贡体系”暗含这样的意念:藩属国君主只要服从中国皇帝的宗主权威就行，中国皇帝无需把他们的领土统一进帝国版图；中国统治者对帝国版图之内的领土要实行“统一”，而对版图之外的地区仅需保持“服从”而已。因此，费正清和邓嗣禹把“封贡体系”界定为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媒介”，这是非常确切的。

清初康熙帝对待台湾的态度，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自康熙六年（1667年）起，统治台湾的郑经与清廷谈判，表示愿意作为藩属国归顺清廷，“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但郑经的要求屡遭康熙帝拒绝，康熙的谕旨明确地宣称:“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住居台湾不行剃发，则归顺悃诚以何为据？”显然，康熙帝决意将台湾收入“一统”版图的理由，乃是台湾非藩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