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华民族”来指称中国的民族，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比较科学，符合中国的人文历史。所谓的“中国人”，是一个不断融合、扩展的民族集合体。金庸先生称:“欧洲罗马人向东征过，向西征过，向南向北发展，而我们中国人是东南西北都有，然后向中原集中”；“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融合……汉人可以开放融合，很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融合在一起，都变成了中国人。”因此，把“中国人”等同于“汉人”（如英语中这两个概念彼此不分，都用“Chinese”来表示，在其他西方语言中情形也相似），实是大谬。事实上，“汉人”的称呼要到汉朝以后才产生，在这之前有“诸夏”、“华夏”的说法，在这之后还有“唐人”的称呼。汉朝时的“汉人”，本身就已是诸多民族和种族的融合，比如先秦时代南方一带的“荆蛮”等等。再往前推，即使是华夏族最早的祖先们，也是不同部落民的融合，其中一些人在融入华夏族时也不过是“外族人”，即所谓“夷”人。故孟子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距也千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行志得乎中国。”

在“汉人”的称呼出现之后，又有许多其他民族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如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等，有的在中原建立了政权，但后来他们都消失了，其中一部分融入了汉族，一部分演化为其他名称的民族。没有被汉族融化而独立延续下来的民族，也与被融化掉的那部分人一样，都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原地区的中国人在把自己视为一个称作“汉人”的族类时，他们对周边的一些非汉民族依然有某种认同感，认为他们与汉人同出一源。如《史记》称北方的匈奴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鲜卑族则是“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更重要的是，这些说法也得到了其他民族的认同，如五代时期的匈奴首领赫连勃勃（381-425年）宣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他因此把自己建立的国家命名为“夏”。史学家们认为，从严格的史实来看，“五胡诸族，多好自託于古帝之裔，其说殊不足信”。但这些不足信的传说之存在，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相互拥有某种精神上的认同感。

“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范围之所以能逐步扩展，可以归因于同它相伴相随的中华文明之向心力。“中华文明”指的是最先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以华夏族为核心、逐步包容其他民族和种族而形成的文明。孔子在《春秋》中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清楚地表明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完全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孔子还进而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表明孔子期盼华夏文明的自然扩展。正如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所言:“中国人古来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亦如金耀基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身氐族的前秦皇帝苻坚要宣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