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族人居住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而且人数占绝对多数，因此汉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不可否认，历史上的汉族人有时也保持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对非汉族采取贬低和歧视的姿态，这可见诸众多汉文典籍。不过，民族歧视并非古代中国人特有的现象，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种族歧视现象仍远未根绝。另一方面，狭隘的汉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概念也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两者往往是并存的。汉族人在遭非汉族压迫时，对待“民族”的概念往往比较情绪化，而在其他大部分时期里则能较理性地看待这个概念。如明太祖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反元口号，但在重建汉族王朝后即宣称:“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吾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光大明朝“大一统”局面的明成祖也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者，皆朕赤子，岂有彼此。”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态度转变也完全相同，他在鼓动和领导反清革命时一向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似乎把非汉族的满族“鞑虏”放在“中华”的对立面，但在推翻清王朝后，正是他本人马上倡导“五族共和”并宣扬“中华民族”。

在对待历史问题时，汉族人的民族观念更加理性。汉族人虽然愤恨于异族王朝的统治，但从不否认非汉族人也是“大一统”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且不论众多非汉族个人（如汉朝的金日磾、唐朝的李光弼、明朝的郑和）的历史作用得到肯定，就是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由于一般都接受中原文明并继承汉族王朝的政教制度，也往往被赋予正统王朝的历史地位，正如元代汉人所说:“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这种认识不只是停留在偶尔一些历史时期的理论上，而且也付诸了实践。中国历代的正统史书，很严肃地收录了诸多非汉族王朝的历史，其中不光有元、清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也包括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诸多短命的或非一统的异族王朝以及辽、金诸王朝。汉族王朝为前代异族王朝修史，是承认它们正统历史地位的一个明确表示；同样，异族王朝也乐意充当中国正统王朝的角色，故元朝、清朝建立后也仿效汉族王朝的做法，为前代王朝修史，并且得到了后世的承认。这些通称为“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的正统史书，构成了“大一统”中华民族历史的完整线索。

三、“大一统”中国的地理范围

与“大一统”的人文范围一样，其地理范围也是不断扩大的，扩大的一个原因是非华夏族人（汉朝以后的非汉族人）的融入带来的活力。人们把秦汉、隋唐王朝中国的强盛归因为此前时期诸多少数民族融合成一体，这不无道理。唐朝皇室李氏家族本身就含有很浓的少数民族血统，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中华帝国的强盛，中国的疆界也大大扩展。历朝历代中华帝国的疆界各不相同，因此所谓“大一统”中国的范围也不是确定的，我们只有按历史上的具体状态来确认各个时期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