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1976年以后，香港的激进学生、干部、专业人士，特别是社会精英那一批人，跑的跑，走的走，很多人甚至改弦易辙，投奔“死对头”港英政府。总体来看，这批人的社会成就并不理想。

对于中共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周恩来等苦心确立的“八字箴言”被激进的“解放港澳”路线取代，极左运动的后果最突出的是香港左派力量的损失、左派传媒失掉民心、大陆驻港机构的影响力萎缩。

内地学者强世功指出，比起有形政治力量的丧失，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港英政府实施“洗脑赢心”工程，只是作用有限的外力，而香港市民、商界、知识分子形成的“左派等于恐怖”的心理，以及经济腾飞后对相对落后内地现状的排斥成见，极其固定地沉淀了下来。

回归主流价值观

第二代的“文革干部”后来在香港社会饱受歧视，被蔑称为“老左仔”，背上了搞垮香港的罪名。

谭志强分析：“香港的左派要真正成熟，一定要走到马力这一代。马力这一代的好处是没有包袱，他们没有背着‘老左仔’3个字，他们没有那种被迫害又被出卖，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情绪。”

作为过渡时期的左派，这一代的政见比较务实，他们很爱国，但比较理性。“他们的处理方式跟前两代不一样，前两代就是说祖国母亲很美你爱她，母亲丑了你更爱她，纯粹属于一种情感；像马力这一代，相对来说比较理性。”

告别幻灭的革命激情，回归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第三代左派大多选择从商。“从政的往往都是念中文、新闻、政治、公共行政的这些人。不搞政治没饭吃这种人他才搞政治，这些不是香港最好的一批人。最好的那批人根本不从政，只是运用他在中国大陆的关系赚钱。他们因为受“文革”的影响，觉得政治太可怕了。你叫他捐钱回大陆、助学救灾，他们都愿意，但是你叫他抛头颅、洒热血，算了，不必了。”

1984年中英谈判之后，1985年过渡期正式开始，他们成为在大陆投资设厂的主力军。经过22年的发展，这些人也是目前香港社会的中坚分子。

在全民“钱”的背景下，香港的左派政治力量似有断代之虞。

前民建联主席马力，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曾任《香港商报》副社长，是民建联乃至整个左派阵营的“笔胆”。马力心直口快，有关“八九政治风波”的言论弄得满城风雨，也被讥讽为严重缺乏政治智慧。尽管如此，自今年8月，马力因癌症病逝后，左派阵营似乎找不到一位能与之旗鼓相当的人。

《信报》评论员洪清田认为，三四十年前，香港社会以经济和工商贸易为主轴的主流价值和生活现实，大部分香港人营营役役追逐的，都是左派否定的，要打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