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人员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三）如何看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任党中央总书记与毛泽东领导地位在党内的确立？

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长期以来，在对遵义会议所作的组织变动上，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二是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三是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但是，从遵义会议的史实看，遵义会议虽然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他还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军队的最高负责者是周恩来，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因此，说中央以毛泽东为首是不准确的。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似乎也不够准确。但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确实是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红军长征中的一些重大军事战略是毛泽东提出的，在执行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毛泽东的战略办的。因此，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比较符合史实的。这其实与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并不矛盾，承认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并不会削弱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

实际上，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和名义，是从遵义会议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十二月会议之前，多说也就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从六届六中全会到１９４３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作为书记之一虽然主持党的工作，不过，按照共产国际指导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决议精神，他已主动将党内“总书记”的职权移交给毛泽东了。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了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因此，从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时期里，张闻天只是党内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是毛泽东。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也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从这时起才真正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总之，从遵义会议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人为首（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正如刘英在回忆录中所说：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他与毛泽东“一直配合、合作得很好”；“长征初期反对‘左’倾军事指挥，遵义会议挽救党和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斗争，到陕北后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过黄河东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抵制和批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闻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闻天对毛主席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主席商量，听毛主席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主席的主张、方针、策略在闻天这里畅通无阻，能够及时得到贯彻”。难怪毛泽东也禁不住地多次对别人说：“洛甫同志是不争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