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左一）与毛泽东

（２）“总负责”的由来。１９３１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多事之秋。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失节。二人相继叛变，不仅导致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暂时瘫痪，也造成了中央最高权力的空缺。没了向忠发，谁当总书记？这个问题很自然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当时，王明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当总书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因为在向忠发叛变前，王明已经是党的实际决策者，他当总书记，只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但王明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鉴于国内党内发生的一切，被捕、叛变、坐牢、杀头……，此时王明觉得总书记的位子对他未必合适。他看上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这一职务。待在苏联共产国际，既可以遥控国内的党中央，又可以远离凶险和不测。于是王明选择了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第二个最可能的人选是周恩来，他是当时留在上海的惟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中全会确立的三位常委中的另两位——向忠发死了，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从资历、威望、能力以及党内职务来说，周恩来当总书记也是顺理成章。但一向谦虚谨慎的周恩来，以早在头年１０月中央就已决定他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由婉辞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权力中心，还有一个人——后来叛变了的卢福坦，他是除了王明、周恩来之外留在上海的惟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曾毛遂自荐，提出自己想当总书记。但在王明看来，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并不具备政治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和修养。

经过一番权衡，王明选中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博古，即秦邦宪。他属于米夫派，和王明私交很好。于是，１９３１年９月的一天，周、王通知他：周将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任团长，请他主持中央工作。博古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说已经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商妥，再电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由于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有不同意见，所以周、王、卢及博古来到一个小酒店聚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这样，王明经过一番权衡后，与周、博、张于９月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９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６人组成，秦邦宪负总责。这样，年仅２４岁的博古就一跃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负责人。

（３）关于遵义会议前博古在党内的任职情况。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长征》中有一个李德称长征途中的博古为“总负责同志”的镜头。其实，此时称博古为“总负责”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和考证，早在长征前夕（至少在１９３４年１月的六届五中全会时），博古就是正式名义上的党中央总书记了。博古是１９３２年底与陈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秘密离开上海，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到达江西瑞金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会和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联席会。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总书记。对此，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的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所写的“整风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张闻天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

更重要的是，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博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推选为总书记，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