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

由于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而只提到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加上他所写的《答复》中指出，“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于是，张闻天的生平履历被作了重大修改——其遵义会议后的党内领导职务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

这时，史学界也是闻风而动，虽然没看到有关“总书记”变成“负总责”的正式文件，但也迅速跟了上来。更有甚者，“一些学者才发表文章论证张闻天被推举为总书记的原因和经过，再写文章时已是论证负总责了”。

于是，此后出版的相关著述中，在提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时，几乎都变成了“负总责”。２００１年由权威部门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遵义会议后党内职务交接情况作了这样的叙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这样，“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的说法，就成为目前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在党内所任最高职务的权威定论。

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被改为“负总责”以后，党内和学界就有人在为他鸣不平，并向这个权威的“新定论”提出了挑战。杨尚昆、刘英、邓力群、何方、张培森等就在回忆文章和研究中披露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史料，证明了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是党中央的总书记。那么，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首先必须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一）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党的总书记？

（１）关于向忠发是否当过总书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党史权威部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向忠发被捕前的党内职务名称仍坚持认为是“主席”，这其实是与史实不符的。在１９２８年６月底至７月初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１９３１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因此，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这样，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