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自右至左）在中南海颐年堂前交谈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整风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之所以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和引证，还因为他的叙述不像一些人那样只凭多年后的记忆和根据新观点的联想写回忆录，而是以充分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张闻天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进入中央苏区的全部日记、工作笔记等资料。此外又据胡乔木回忆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３）国外知情者留下的文献。不但党内，就连知情的外国人，也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长征前夕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外国人李德就承认：“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亲临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在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４）党的正式文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证的。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还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１９３６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总之，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证材料可资证明的，而“负总责”之说似乎只有陈云１９８２年证实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一篇书面《答复》。但是从此，史学界在提及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的职务时，却普遍地都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近年来，权威的党史和党内重要领导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又在“负中央总的责任”后面加注了一句“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真是耐人寻味。

近年出版的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为何也称张闻天为“负总责”了？

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史实，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些当事人和重要知情者在事后的回忆录中都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但是，翻开近年出版的这些人的回忆录或自述，却让人有惊讶的发现：在涉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职务时也一律变成了“负总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