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摄于北京

参加“五·四”创办《新社会》

瞿秋白在杨氏小教算术，图画、音乐等课程，家庭的惨景和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好象给他“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精神极其苦闷。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数学教授给瞿秋白出了一道极难解决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为着解答这道难题，他不得不另寻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当了自的“当头”，给他筹办了一点路费，他毅然离开故乡常州，沿着长江西上，到武汉支找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史瞿纯白。在纯白的帮助下，秋白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取文。1917年春，纯白调外交部任职，他随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参加了文官考试，未录取，便又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除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去北京大学旁听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的讲课，试图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他回忆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会。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领导和参加了这一场运动。5月4日那天，他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半争。因为疲劳过度，回校后立即肺病发作、吐血，但他仍奋不顾身，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积极领导俄文专修馆及附近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堂3校的罢课斗争， 成为3校学生运动的“谋主”。

“五四”运动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判若两人，一反历来埋头书方斋的文弱气质和内向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付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热中奔波于街头，联络  、组织、演讲……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一名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他给秦耐铭的信中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瞿秋白在举国欢腾中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为了不使“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白白流逝，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不签字后之办法》，文中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这是瞿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