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11月，周恩来在北京与缅甸前总理吴努的会谈中，重申双方分别从“1941年线”以西和片马、岗房、古浪地区撤军外，还提出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在北段，按照传统习惯线划界，就是在尖高山以北、恩梅开江以东；“中缅北段边界可以划到接上‘麦克马洪线—的一点为止，但是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将来划界时，把——片马等三地划入中国。这一点现在我们也不宣布，便于缅甸做工作”。关于“1941年线”，“一方面说这段边界应该是一九四一年线，另一方面也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英国乘中国之危强加于中国的。现在既已成为事实，就应该维持下来。”关于勐卯三角地，“这块土地最好由中国收回，但是因为缅甸有公路通过，我们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究竟如何收回。”

周恩来还提出把三段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主张，认为“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于中方的建议，吴努认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宣布：“中国军队将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将撤出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1956年底，中缅两国完成了撒军工作。

但中缅边界谈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它也受到中国民众的关注。对英国在滇缅未定界地区的侵略，许多人记忆犹新，况且该地区曾归中国管辖，因此要求改变边界现状的舆论十分强烈。一些专家学者就提出，“中缅北段未定界应以恩梅开江为界，否定英方留下的以高黎贡山为界的主张”。鉴于这些不同意见，周恩来对历史资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认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经过准备，周恩来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他首先回顾了中国地图对中缅边界画法的变迁，如前所述，清朝并未管辖原茶山辖地以西地区，清朝官方地图所标边界均未超过高黎贡山。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受到片马事件的刺激，1917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把江心坡标在中国一边；1933年申报馆出版的云南省分省地图则把江心坡的一部分划进中国。1942年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一张地图更是把边界划到了枯门岭，希望以此来掩饰他们在“1941年线”上的损失。虽然这张图给中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控制高黎贡山以西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图出版社1953年委托私人出版的地图也把边界画在高黎贡山以西，但声明不是政府审定的。周恩来对此解释说：因为边界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中国政府批准出版这本地图，我们的四邻都会不安。但该地图同样在中国各界人士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中国政府关于中缅边界的划界建议虽在1956年1月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但实际上不少人是想不通的。一位人大代表就曾反映：“根据地图，我感觉很大的不安。”对地图的这种变化，周恩来指出：地图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的情况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并不吻合”。“制图时要把实际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没有交代的，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

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根据，周恩来认为：“我们应该把清末时候的情况仔细研究一下，作为根据。这是我们研究边界问题最主要的根据，历史的根据。”周恩来赞扬了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同英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爱国主义立场，认为“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也指出：“现在(中缅)两个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不能相同。”“我们提出的解决北段的要求不能过高。我们的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我们的目的是求和缓，而引起一个很大的紧张，这很不利。”

1957年7月，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说明：“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