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访问中，当吴努提出边界问题时，周恩来说：“希望有一点时间，把情况弄清楚后再正式商谈。”针对缅甸的恐惧心理，周恩来指出：新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立国的根本原则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也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1954年12月吴努访华，与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时，中缅边界除北段未定界外，还有两处存在问题：一处是中缅边界南段的佧佤山区。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和1897年的中英《续议缅甸条款》对这段边界都有规定，但因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段边界未能确定。1941年，英国迫使处于抗战危急关头的中国政府划定了这段边界，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班老部落的部分辖区划归了缅甸，这就是“1941年线”。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边界没能标定。缅甸独立后，把“1941年线”以西地区划入缅甸的掸邦，但未能进行有效控制。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时进驻了“1941年线”以西地区。

另一处是中缅边界中段的勐卯三角地。1897年的《续议缅甸条款》承认勐卯三角地“为中国之地”。但由于英国在该地修筑了公路，因而在上述条约中英国又以“永租”名义取得了对它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种“永租”关系。在1954年12月的会谈中，中方认为中缅边界南、北两段都存在问题；缅方则认为南段边界（此处双方所说的“南段边界”是指尖高山以南的全部中缅边界，事实上包括了中缅边界的中段和南段。）是已定界，只有北段边界存在问题。

关于边界谈判，中方仍表示需要做准备工作；缅方也承认确实需要准备。尽管存在分歧，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仍肯定了“中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的事实，并指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此外，双方还达成了对未定界维持现状的默契。周恩来曾指出：“根据中缅两国总理一九五四年会谈公报，未定界应该由双方谈判解决，当时双方的默契是维持现状。”

受材料限制，我们对当时中缅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交涉并不清楚。但据相关事实推断，双方显然谈到了“麦克马洪线”，并同意在谈判解决前也应“维持现状”。只是由于问题的敏感性，双方只是达成“默契”罢了。此前周恩来曾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麦克马洪线”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虽然周恩来是在谈到中印边界时说这番话的，但可以推测，对同样存在于中缅之间的“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应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在中缅对未定界达成“维持现状”的默契时，至少在中国看来，是把“麦克马洪线”涉及的那段边界包括在内的。

中缅之间的这一默契，使双方没有因边界问题发生过多争论，从而维持和发展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为边界谈判赢得了准备时间。

(二)中缅边界谈判的开始

1955年11月，中缅两国在“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那天清晨，边界线上大雾浓密，能见度差。当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军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国际反华势力乘机鼓噪中国对外扩张，缅甸报纸也攻击中国侵入缅甸。因此，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1956年8月，周恩来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会谈中，吴拉茂交给周恩来一封缅甸总理吴巴瑞的信，信中强调了缅甸国内存在的困难，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其对边界问题的观点。

针对缅方“北段是未定界，南段的边界已定”的观点，周恩来说：应该“在五项原则和友谊的基础上，找到有利于双方的解决办法”；“应该按照吴努的建议，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谈判解决南北两段边界问题”；“在南北两段的紧张局势应该缓和下来”。

关于具体方案，周恩来提出：“在南段，即使我们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周恩来还说：“南北两段应该同时解决”，“否则就不能寻找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