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对日本文化特点的认识，见仁见智。日本文化善于对别国文化元素进行取舍与组装的特点，或许能从这幅日本的藏书票中透出一二。

谈起“日本文化”，世人多存误解。稍有国际常识或文化修为者，虽然不会全盘否认日本文化的存在，但谈论起来也多显露鄙夷之色:“日本民族擅长模仿而拙于独创，明治维新前照搬中国，明治维新后抄袭欧美，民族文化不值一谈。”这使我联想起周作人的日本观感:“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日本的衣食住》)作者解释“古昔”即“中国古俗”，而所谓“异域”多半指明治维新后西化的层面。

这里我要唱个反调:说日本“擅长模仿”，不免抬高了他们；说日本“拙于独创”，过于贬低了对方。为何这么说？先说模仿，众所周知，假名脱胎于汉字，但平假名歪七扭八，片假名残缺不全，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能认出原来的汉字？所以他们不算是模仿高手。再说独创，古代的折扇、现代的卡拉OK，应该归于日本人的创意；高名凯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收录1270个词汇，其中日本词汇达458个，这是我们学人家的，总不能与其争功吧。所以他们也不是毫无创意。

我倒是认为，日本文化的特点不在于模仿或独创，而在于取舍与组装。古代学习中国文化，即使极力吸纳的儒学，喜好《论语》而规避《孟子》，因为标榜“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消受不起“易姓革命”的思想，所以，日本儒学并非中国儒学之完全翻版；近代学习西方文明，岩仓具视使节团历访欧美十余国，从德国学立宪政治、从英国学资本主义、从美国学教育制度等等，博采众长而组装成明治体制，所以日本的近代化也不是西方的真实写照。

中国人观察日本文化，往往重“同”而轻“异”，此癖自古有之。隋代裴世清奉使倭国，路经“秦王国”便感叹“其人同于华夏”(《隋书》倭国传)；五代僧人义楚认定日本人是徐福后代，说“今人物一如长安”(《释氏六帖》)。他们只看到“华化”层面，忽视“倭变”侧面，怪不得会走眼。多说茶道传自中国，经过日本人取舍、拼装、改良，中国人脱鞋踏进低矮、狭窄的茶室，已经不自在；正襟危坐在那里，等待一道道繁琐至极的工序，又有几人乐意领受绿色糊状的“抹茶”？茶道已经日本化了，不管起源于何处，反正对中国人而言，是地道的异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