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清是一个有着超常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且生性开朗、乐观的老人。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使她清楚的知道对每一位来访者怎么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1987年，应一日本访华团体的请求，她出现在刘氏公馆，回答了日本客人的许多提问。据说，她的回话都十分得体。也在那次，她有机会再次走进她阔别进40年的“五姨太房”，有留下的照片为证，当时她曾走近那张漂亮的“龙凤床”前，躬身掀开床上的褥垫，仔细端详，久久摩挲着，可以想见，那一刻，这位当年的“五姨太”内心升腾起怎样的的复杂思绪。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当地的一些企业找上门来，请她“出山”，为本企业的产品做广告，她会适时的同厂家们就自己的“出场费”讨价还价。在记者提出为她拍照时，她又会乐呵呵的通过保姆向我们索要“拍照费”。1999年3月，记者第一次记者见到王玉清时，听力已严重退化的她曾大声向记者道，“我这个‘寄生虫’、‘王沾光’，全是托邓大爷的福，沾党和政府的光呵！”晚年，王吃素，拜佛，精神好时还要和猪市坝的邻里玩玩纸牌。

今年初，92岁的王玉在在清闲逛时，摔了一跤，之后，就起不了床了。春节后的一阵，曾又能下床走动一下，但后来就彻底不行了。王死后，安仁镇政府给她办理了全部后事，并把她的骨灰运回了蔡场娘家安葬。

刘文彩五姨太王玉清走了。一个女人，作为“五姨太”，她的命运是可悲的；一个女人，当她成为精神上的“五姨太”时，更演绎出历史的悲剧。记者眼中的王玉清——刘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毕竟，王玉清已经成为过去，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如此，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于她。

这里，记者倒是想到了如今被大大小小的款爷们包着的“二奶”们，于五姨太而言，它似乎有了“老瓶装新酒”的意味。妇女解放的旗帜，仍需高扬。这或许也正是我们重提五姨太王玉清的故事的全部现实意义。

书的封面（评《刘文彩真相》一书）是一个老头子，头发花白，看起来似乎还有几分慈祥，他无声地注视着将要了解他身世的读者。若我告诉大家，这个老头名叫刘文彩，很多人一定以为我在搞笑，刘文彩哪是这般模样！

在不太久以前，只要一提到这个人，我们的脑海里就会有一些词扑腾扑腾往外冒:恶霸地主、剥削、压迫、旧社会、水牢、收租院……不少人恐怕还会产生恶心、翻胃、血压升高之类生理上的反应。经过多年的教育，我们认识到:刘文彩这小子真是坏得可怕，参观他的公馆就像进了“侏罗纪公园”，他本人整个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恶霸。这些恐怖的词汇和面目狰狞的印象至今仍或深或浅地留存依据我们记忆的底层。

可历史上的刘文彩并不是这样。

眼前的这本书向我们讲述的就是另一种样子的刘文彩。他小时候不爱读书却热衷于赌博，而且赌遍川西无敌手。二十岁不到就“下海”，由于深谙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左右逢源”之道，最哦生意从来没有亏过本，堪称商界奇才。再后来和他当军阀的弟弟刘文辉合作，几乎控制了当时四川省的一半，干了不少坏事，诸如种鸦片、卖毒品、走私军火、滥设关卡瞎收费之类，搞得老蒋都坐立不安。刘文彩的私生活不太检点，但也不是想象中的那般荒淫无耻。他结过两次婚，纳过三小老婆。与同时代的人相比，这并不是很过分的事情。

四川的另一个军阀杨森有一个加强班的姨太太；而我们印象还相当不错的“傻儿师长”范绍增有36个小妾。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家乡)的不少农民回忆说，刘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特别是到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圆)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最需要指出的是: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伪造的赝品。当时经常帮我们忆苦思甜的冷妈妈(冷月英)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水牢”原本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事实上，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恐怖性的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

作者笑蜀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作者想要做的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示历史的真相，复原刘文彩的本来面目:一个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复杂形象将取代“传说”中面目狰狞的恶霸地主形象。

我私下估计，看了《刘文彩真相》这本书的人，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接受其中的内容。但写历史毕竟不是拍电影片，动不动就随心所欲地塑造一个人的形象，固然会增加一时的观赏性，可从长远来看对谁都没好处。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