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践庭三番五次到王家做媒，王玉清的父母认为女儿嫁到刘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都万分同意。但王玉清考虑刘文彩的岁数太大，且是去作小的，所以内心并不乐意，无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违背，他只好应允下来。

王家同意结亲的消息很快到了刘家。刘文彩欢喜之余，考虑到刘家娶的媳妇中曾有拐的，生怕王玉清也有身体残疾，逐向赵践庭提出借“老广寺”庙会同王玉清“相识”一下的想法。赵心领神会，急至王家，安排王、刘的见面。1937年农历2月间，刘、王在共赴庙会的的路上预期“相亲”了。经赵的引荐，王玉清眼见刘文彩高个，头戴瓜皮帽，身着绫罗长衫，一副绅士模样。刘文彩细打量王玉清，果然是花容月貌，体态娇好的闺中佳丽，顿生好感。二人在一先一后道了“王小姐好”、“刘总办”后，即匆匆分手。之后，刘在王的“八字”和自己的“八字”合得后，则很快择定了娶亲的佳期。

与刘家攀亲后，王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基于对王玉清的宠爱，刘文彩特为王家买地百亩，建了千余平方米的中式瓦房。这所大屋，被当地村民称之“王公馆”。这以后，王家从小康人家一步跃升为富足大户，成为蔡场响当当的大地主。只可惜，不久后，王玉清的父亲、小弟弟相继死去。

王玉清终身未育。有说法是刘、王婚前，刘的三姨太带王去成都玩耍，在那吃了“洋药”所致。依从王的想法，刘曾从王的娘家抱养了一个女孩作自己的幺女。

解放

1948年初，刘文彩两度吐血，被诊断为肺结核。刘病后，王玉清对他悉心照料，无微不至。1949年3月，随着人民解放的隆隆炮声，刘文彩的肺结核病趋于严重。“‘老头子’病重后，好多次躺在床上，流着泪跟我说，‘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他说完这话，我们都抱在一起，眼泪跟到流。”王玉清接受采访时谈至此细节，眼圈红红的。之后，刘曾到成都文庙后街诊治、调养。当年9月的一天，“刘公馆”内两棵苟叶树上栖满了乌鸦，刘的病情随即恶化。病入膏肓的刘自觉医治无望，坚决要回到老家安仁。于是，家人急备两辆卧车，由杨仲华、王玉清护送直出成都。谁知，车至簇桥时，刘文彩已不能言语。此时，刘家人马只得“兵分两路”，杨仲华带刘折头回成都抢救，王玉清则坐另辆车回安仁取后事需用的棺材、衣帽。当日中午，63岁的刘文彩病死成都。

刘死后，成都即告解放，此时的王玉清在成都一处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来，靠打布鞋、做咸菜、臭豆腐卖为生，时间长达五年之久。1955年，在刘文辉旧时一幕僚的抽合下，王玉清与一位叫姜文山的“辛亥老人”、解放后的省参议室参事结了婚。1963年姜老命归黄泉，王玉清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

六十年代，“四清”开始后，，王玉清作为漏网大地主被揪回原籍蔡场公社，被安置在一简陋的“知青房”里。作为刘文彩的姨太太，此间特别是“文革”中的遭批斗自是家常便饭。生活上，王玉清按时出工，还以拾鸡屎、牛粪等累进工分，每到年终决算时，她都因投工投肥较多，而有一些进帐，其中最多的一年竟有30多元。每逢农闲，她还会靠年轻时所学的“红线”手艺，给乡亲绣花、做鞋，挣点小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玉清的年纪也大了，村社便把她当作“五保户”来看待，她享受到了“每年6斤菜油、400斤口粮、400元钱”的待遇。后来，王又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迁居安仁镇，以方便就医。县里根据她的特殊情况，特批了她的请求。落户安仁镇后，王先后住过原乡政府办公院和后来的猪市坝原布鞋社旧址。生活费主要来自蔡场乡政府、安仁镇政府及刘氏庄园博物馆的补助。

这里，记者作两组“白描”，可见晚年的王玉清生活仍显窘迫。王玉清:1999年3月的一天，安仁镇。在引路者地招呼下，一个正坐在街边晒着太阳的耄耋妇人，在另一年老妇人的搀扶下，起身向我们蹒跚走来。她1。50米略多的个子，极驼的背，满头的灰发和一脸的皱褶，一双可能因为患有某种眼疾而显得有些红肿的眼睛隐露着警惕和审视的目光，一身铁灰色布衣已洗得泛白，手里还握着一根权作拐杖的木棒。王位于猪市坝的家:由原镇布鞋社厂房改现用途。房子分卧房(兼堆物)和厨房(实为一自外搭“偏偏”房，兼起居室)两部分。屋内阴暗潮湿，且因房屋结构，不关风。厨房内一个由红砖和石板搭起的灶台上，放着几只土碗和一只药罐，蜂窝煤炉上的开水壶正冒着热气。卧房里一横一竖摆放着两张老旧的单人床。当门、居主要位置、略宽一些的那张为王玉清的“卧榻”，床上的被褥虽然单薄且已很旧，但却收拾得干净和整齐。紧靠王的床头摆放着一口少见的大缸和若干小坛子，内盛分得的大米和自腌的泡菜。床的背后，码放着几只旧纸板箱，里面存放着王玉清的全部衣物。卧房最显眼处，摆放的就是王每天两次要拜的那尊佛像及土陶制香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