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在国家危机、人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

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

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虽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怜，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不到还有青春火焰的燃烧，还有勃勃的生机存在；他的脉搏似乎停止了跳动，胸间也消失了波澜起伏的激情；他像海边的沙石，被无数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无。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热情，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要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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