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此时的苏东坡只有32岁，其任职也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苏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

两份奏折皆洋洋洒洒，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即是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他官职虽小，可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你这是在想叫哪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明显可见。

苏东坡上书反对新法之时，正是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之刻，对这种刻意顶风“作案”的叛逆，在政府中权位似乎凛不可犯的王安石，能容忍这公然“邪说”吗？

不可思议的是，宰相并未理睬苏东坡的越级上书，连行文反驳也懒得去做，甚至默许苏东坡得到皇帝的亲自召见。

可见王安石对待苏东坡是有别于他人的，大概这就是惜才的心理使然吧，也兴许王安石自恃东坡不足以动摇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王安石在政治、军事，主要是经济等方面的变法，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这还不算，一项新法又颁布了，这次是教育改革——“太学三舍法”。内容主要是兴办官学，改革科举制度，尤其是考试内容，新法废除了进士们主要的业务——诗词，代之的学问则是时事策论。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说不是文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