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还不如说他不愿甘居人下。这就像一些从不愿打杂当副手的强人一样，不管身居何处，哪怕在偏远的小县做个县令，也算独辖山头，这就是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吧。

嘉祐五年，王安石初来京师时，时人无不视之为奇才，而且他既有创见、独见，也善于言谈。朝中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等，对他颇有好评，欧阳修也对他抱有好感。

不过认为他将会成为大害的人也并不乏见。例如王安石的老友张方平，以及张方平的好友苏洵。估计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与张方平也不无关系，以至于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还写了那篇著名骂文《辩奸论》。

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后，王安石大概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英宗接班，因而更加不愿在京师为官。直到神宗明确表示出对他欣赏时，王安石才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

经过对王安石的一次密谈考察，神宗皇帝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至于预料之中的反对，神宗皇帝早有心理准备: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

依照王安石的建议，熙宁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苏东坡弟弟苏辙被安排在此司校对文稿；七月开始施行市易法；九月施行青苗法。谁知仅仅数月，朝中大臣对王安石便由期待转而开始产生了怀疑，进而由怀疑变成了反对，伴随着反对呼声的还有内心的恐惧。

这除了新法施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混乱之外，主要还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实施，排除反对者的干扰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颁布的法律总需要有人去执行，这时的王安石选择官员之标准也就简单了:首先要政治过关——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过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号响亮的人多数心里肮脏，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配谈什么道德人品？

王安石就职不久，便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装聋作哑反倒才是优秀干部，才能跟上面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