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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昔日贰师将军李广利初征大宛时领兵数万,尚且惨败还师、士卒仅余十之一二。仅凭陈、甘二人手下的这点直属兵力讨伐郅支,显然不自量力。为今之计,只有发挥西汉在西域地区的制度优势一调集屯田戌防兵力,方能一击成功,但必须得到顶头上司甘延寿的同意。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发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与战的权力,必须要奏请朝廷再定。一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奈何甘延寿不敢做主,“犹与不听”。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制订得再完美,似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有趣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庭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地区的屯田汉军,还集合了西域诸国发出征召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一听说要讨伐郅支,15个西域国家都派兵前来助战,其中就包括那个被郅支单于多次攻杀的乌孙。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与西域诸国的“多国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制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胡汉杂陈的四万大军向西出发。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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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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