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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之所以要排除异己，是因为从他进行改革的开始他就遇到几方面的反对。首先是在西藏地方政府领导层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1912底达赖返藏后，召开宗本以上官员参加的会议，征求官员们对西藏今后政治命运的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大多数官员表示对满清政府的治藏政策不满，并没有分而自治之考虑③（ p922）。但随后发生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父子被枪杀事件改变了官员们的态度，这使1913年的政府文告能够顺利出台。在以后的改革中，政治性事件时有发生。 其次是班禅喇嘛的不合作。 九世班禅一直反对达赖借助英俄的力量搞分离，始终对达赖采取不合作态度。在达赖改革时，也不予以支持。第三是寺院方面的反对。据一位西方的研究者描述，西藏的现代化的改革“由于几个寺院反对现代化的政策，这甚至会有全面的反叛”，因为 “对寺院而言，政府官员所解释的对军队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扩充不仅威胁了他们的财产，而且也威胁了西藏政治中的寺院的宗教统治部分，他们发现这是个直接的挑战。大多数寺院都持这种看法。”［6］（73 ）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件中的角色参与取决于社会互动关系中所体现的利益取向及利益分配。利益取向的判断一致是事件的关键环节，因为一个事件的人员角色中既有积极的参与者，也有被动的卷入者；既有主要角色，也有胁从者，这些人在进入事件当中对事件的领会程度也大不一样，有人清醒，有人自始至终都是糊里糊涂的，不过，当涉及自身利益时，当事人的判断与其社会环境、地位、个人教养（受教养程度）、身份相关。社会学家往往将利益判断一致的人划为一个群体。这样，事件中的个人角色也就具有了社会性。在西藏的这场政治改革中，显然，参与的角色较为复杂，改革的倡导者十三世达赖与其支持者通过其原有的威信和巩固权力的手段获得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实力：新的藏军。但他们被许多历史学家界定为少数派。他们相对于反对者也被称为改革派，其人员成分较为单纯，多数是藏军军官，思想激进，热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并积极加以仿效。相对于改革派而言，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另一阵营中，人员角色就复杂的多。班禅集团公开反对十三世达赖的改革，尤其对藏政府向后藏进行“不合理”的征税表示不满和反对。拉萨和其他地方的寺院（包括黄教和其他教派）对改革的看法则各不相同，哲蚌寺系统中如朗色林和丹吉林以亲汉著称，对达赖的改革报轻视与反对的态度。甘丹寺、色拉寺则不公开其态度，但对扩充藏军有强烈的反感情绪。其他教派与三大寺的态度也差不多。在反对派中，还有一支力量不可忽视，即噶厦政府中的保守僧俗官员，他们的人数也不算少。据戈尔斯坦分析，这支保守力量的代表人物是“有权有势，冷酷暴虐的卓尼钦莫丹巴达杰”，戈氏认为，这个集团的利益取向是，一方面，他们主张维护而不是真正加强和巩固西藏政府权利，支持达赖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对亲西方的军事集团感到害怕和担心，军队力量的增大会造成自身经济的困难，也会打破权力的平衡④（p92—93）。
这些派别和利益集团在改革开始的十年中彼此的力量尚处相对平衡状况，但进入20年代以后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各派之间的对立也加剧了。几年之间发生连串的政治事件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这些政治事件大致情况如下表所列：
以上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显示了在20年代西藏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达赖改革措施的积极而坚定的拥护者藏军军官们涉及上述事件中的两个，他们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变得使达赖都难以控制，最后甚至威胁到达赖本人，结局可以料想，正如戈尔斯坦所说，“军官们被解职导致军警的衰落”，“并且助长和促进了达赖喇嘛的独裁统治，增强了他对少数亲信宠臣的依赖”④（p139）。
在达赖的后期（1925 年到1933年），其改革思路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英国人在达赖的眼中已经不大可靠；另一方面，他这时意识到西藏与内地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尤其是政治及经济的联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达赖即派出以贡觉仲尼为首的代表团到南京联系。对西藏内部，十三世达赖继续其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为避免新的利益冲突，这时期的改革主要靠少数亲信来完成。但是，他的改革对立面现在依然强大，虽然没有公开的矛盾冲突，暗藏的激烈角逐仍然在继续着。1931年，达赖的私人随从土登贡培组建了仲札代本团，并负责札齐电机厂，土登办事机敏果敢，但也过于自信和独断，因此得罪了不少中小贵族。从1930起，达赖亲自对黄教加以整顿，从僧人戒律到寺院收支全面进行，也引起僧官和上层僧人的恐慌。对立情况由此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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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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