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改革
2008年04月11日 11:06文摘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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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后半期,英国更加快了对西藏的侵略步伐,在与西藏相邻的锡金大吉岭修建铁路与公路,沿途开设驿站,作好侵藏的准备。同时,英国人又组建一个由英印政府财政秘书马卡雷带领的所谓通商使团,欲开赴西藏,打通对藏贸易。这个通商使团的举动很快受到西藏三大寺及僧俗群众的怀疑、抵制。当时的四川总督丁宝桢、驻藏大臣文硕也上书朝廷,指出英国使团用心险恶,要求朝廷制止。清政府最后以外交上的妥协手段牺牲在缅甸的利益换取英国人不派通商使团的承诺。但英国人并不就此停下其侵略者的步伐。借口西藏派兵驻守边界要地隆吐山的正当行为是越界侵犯,把本属于中国西藏境内地区的隆吐山说成是锡金的领地,要求西藏方面撤兵。在受到西藏的坚决反对以后,英国人于1888年3月20日派兵 1330多人,越界向隆吐山发动攻击。第一次侵藏战争爆发,西藏人民在保卫祖国领土的抗战中表现英勇,用落后的火枪、长矛奋勇杀敌,给敌人以重创。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藏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最终失败,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及“续约”,包括隆吐山在内的大片地区被割让给锡金,原本与中国西藏保有藩属关系的锡金划归英国保护,其内政、外交完全由英国办理,西藏还被迫开放亚东为通商口岸。

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对在西藏的利益看的更重,尤其是极具扩张野心的寇松(lord curzon)任印度总督后,加快了侵略西藏的步伐。为了达到其侵略目的,寇松及英国当局夸大俄国对西藏的影响,认为达赖身边的德尔智(dorjiev)是一个活动能量很大的人,就是他使西藏同俄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由于德尔智的确是俄国的间谍,而且在1899年和1901年以达赖喇嘛的信使身份两次前往俄国,寻求俄国的帮助。英国外交部无疑对此事相当关注,在1903年2月18日,英外交部官员为此事会晤俄国大使,询问西藏之事,并表明英国在西藏的利益。[4](p439)英国方面为了维护其在西藏的利益,自然会采取各种非常的手段。从1903年寇松与伦敦英国议会之间的通信来看,寇松早就有再次派兵进入拉萨的计划①(p132—147),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寇松在一步步实现他的计划。在1903年7月,英国派上校佛兰西斯,荣赫鹏率领一支500人的军队占领西藏的岗巴宗。随后,1903年底、1904年初,英国陆军准将麦克唐纳、荣赫鹏和锡金政治专员(the political offcer in gangtok)克劳德·怀特率领一支有5000多士兵和数千民工运输队组成的万人大军向西藏进犯,这支侵略军在曲米森格(chumi shenge)犯下欺骗和屠杀藏军的罪行后,于1904年8月兵临拉萨,十三世达赖被迫出走蒙古,留下的摄政甘丹赤巴洛桑坚赞被逼与英人签订丧权辱国的 “拉萨条约”,第二次抗英战争结束。

总的来说,从18世纪中期英国人波格尔首次入藏开始,到20世纪前期,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通过最先的垂涎觊觎到最后两次直接出兵,对西藏震动很大。在1888年英国第一次发动侵藏战争时,十三世达赖虽然还是一个少年,但对于这次事件是有记忆的。在1903至1904年第二次侵藏战争时,十三世达赖已经亲政,对于英军的暴行更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英军快打到拉萨时,率众出走。虽然后来他有亲英的倾向,但始终没有完全投靠英国,而是保持警惕和对英国人的不即不离的关系。英国人凭借极少的人数打败了藏军,这使十三世达赖首次认识到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他后来下决心进行军事改革,其发端即为这两次事件。

第二,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50至60年间,除英国的侵略外,西藏还遭受到数次来自境外的侵略,同样是触动十三世达赖进行改革的重要的历史性因素。

在1834年,原本属于西藏的阿里三围之一的拉达克遭受到查谟(jammu)的道格拉族的进攻,这次战争的背后指使者是克什米尔的马哈热哲、古拉伯·辛格(maharaja gulab singh)和英国人,战争结果是拉达克为亲英的古拉伯·辛格所控制。1841年,辛格支持道格拉王宗拉沃·辛格派兵侵犯西藏西部,森巴战争 (西藏称道格拉人称森巴)爆发②。当时在驻藏大臣的支持下,西藏僧俗民众共同抗敌,最终打败了入侵之敌。但当时由于清王朝腐败,西藏地方政府摄政官员也缺乏远见和国土意识,无视拉达克人民准备利用这次战争将道格拉人赶出自己的家园的大好时机,没有给予重视和支持,结果西藏与道格拉双方停战和谈时,完全忽略了拉达克的归属问题,更没有考虑其在战略上的意义及英国人对此地的兴趣,最后,拉达克渐渐脱离与西藏的传统关系,并被英国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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