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柯西金乘坐伊尔－62专机，途经伊尔库茨克抵达北京，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一干苏联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中国政府官员在机场迎候。宾主稍事休息，周恩来与10时50分在首都机场候机楼西侧贵宾室会见柯西金。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机场设便宴招待柯西金。便宴后，双方继续就一些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交谈。据参加会谈的叶利扎维金称:“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晤连同’便宴’持续到16时。”

在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谈”中，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项临时措施的协定。这多少缓解了剑拔弩张的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局势，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尼克松政府加快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9月12日，国内各大报都刊出新华社11日发布的低调的简短新闻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澄清讹误，学者责无旁贷

综前所述，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已经廓清。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2期、1993年第1期连续刊出一篇题为《柯西金和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的文章，前半部分是导言，为俄国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C·贡恰罗夫和B·乌索夫所作。后半部分系叶利扎维金的回忆录，本文所引《广岛遗恨》以及《中苏大战为何引而未发》的文字大多出自此文的前半部分，连明显的误讹（如将杜尚别误作塔什干）也照抄不误，《中苏大战为何引而未发》的作者不仅缺乏基本的外交常识，错误地认为中苏大使级外交级关系降格为“临时代办级”（其实，正式外交关系只有大使级和代办级，并无“临时代办级”。两国关系紧张或因国内原因，使馆馆长缺位和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期间由临时代办暂时代理馆长，并非两国外交关系的降格），而且连胡志明去世的时间都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虽然C·贡恰罗夫、B·乌索夫和叶利扎维金的叙述尚有不确之处，但“周恩来无权立即同意会晤，只好向北京请示“却是《广岛遗恨》作者的杜撰。实际上，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本人早已返回北京，当然不会发生他“向北京请示”的情况。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和前面美国大使在华沙追逐中国外交官那些段落一样，作者照例又是无中生有，加油添醋。虽然写得绘声绘色，活龙活现，可是连柯西金到达北京的时间都未弄清楚，比实际时间推迟了4个半小时！写文章，做学问浑如游乐戏嬉，怪矣哉？！

类似的问题还有胡志明的逝世时间。1989年9月1日，越共中共政治局就胡志明主席逝世等有关问题发表公报称:“胡志明主席是在1968年9月2日，我国国庆日，9时47分逝世的。为了使胡伯伯的逝世日子不与全民族该大喜的日子相重，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把胡伯伯逝世的日子公布为1969年9月3日9时47分。第六届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现在应该准确公布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日子。”现在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史家的责任。其他如《莫斯科二十年片断》的作者“使馆急告北京，国内很快答复同意，但消息辗转到达河内时，柯西金已离河内回国”，《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的作者“毛泽东当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云云，毋庸赘言，皆有不确之处。《中美首脑外交实录》作者的叙述显然自相矛盾:前面称“9月11日凌晨”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同意”周恩来、柯西金会晤；后面又说“9月10日”柯西金“得到回音”，周恩来“欢迎”与他会晤。至于柯西金｀“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大使“云云，则更是无稽之谈。

关于周恩来、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当代中国外交》就有准确表述:

“为了争取缓和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关系，周恩来总理1969年9月11日应苏方要求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涉身外交研究与创作，不知为何连这些最权威的外交“经典”也不屑一翻？上述主要差错虽非鲜见，但是，拥有得天独厚、旁人无可企及的优越条件权威研究机构为何不能“免俗”？如果在提倡和发扬严谨的治史作风方面负有义不容辞责任的专家、学者等高级研究人员也照抄照搬，实乃匪夷所思！

20余年后，当年“途经北京“的事实真相早已披露于世（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一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一文公开发表于1992年），作者（特别是有“天时地利”的文献研究人员）应该不难读到。正因为“熟视无睹”，失误差错才一次次重复出现。从1988年到1997年将近10年中，有这样多的学人、专家依样画瓢，可见考订此事并非小题大作。

（原文有注释25条，限于篇幅，发表时删节。）（宗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