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柯西金1969年北京机场会晤，开启了中苏关系的新时代

苏联一再急着与中国恢复会谈，显然和美国与中国接近有关。但是中国人是讲原则的。后来在首都机场会晤时，周恩来对柯西金坦言: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

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河内。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主席台上，都站在第一排的柯西金与李先念副总理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

柯西金接到中方答复时，飞机已抵杜尚别，莫斯科方面仍指示他去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但后来的公开报道还是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

20余年后，当年“途经北京“的事实真相早已披露于世（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一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一文公开发表于1992年），作者（特别是有“天时地利”的文献研究人员）应该不难读到。正因为“熟视无睹”，失误差错才一次次重复出现。从1988年到1997年将近10年中，有这样多的学人、专家依样画瓢，可见考订此事并非小题大作。

莫衷一是的记述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此前，中苏双方有一系列外交活动。但是，这段历史在不同学者、作家的笔下却不尽相同。兹选出6部（篇），将有关章节一并照录如下（按发表、出版时间为序）:

（一）“两天后（引案:1969年9月11日），正当中美关系处于微妙境地的时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席完胡志明葬礼之后，突然飞抵北京，在首都机场同周总理举行了会谈。这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尼克松对此怀着复杂的感情，睡不着觉了！”（《中美外交传奇》， 第十三回《毛泽东会见斯诺纵谈天下事周恩来邀请美乒队巧布新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44页。）

（二）“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路过北京，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同柯西金讨论了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问题。”（李连庆主编，王俊彦:《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 第二十四回《时光荏苒国际局势多变化结束过去中苏共同向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410页。）

（三）“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突然直飞北京，在首都机场同周恩来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杨明伟、陈扬勇:《周恩来外交风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四）“……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率领的代表团在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在越南时，苏联代表团成员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接触，再次提出了两国总理会晤的建议。周恩来无权立即同意会晤，只好向北京请示。

“9月11日凌晨，叶利扎维金被紧急召到了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方面同意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叶利扎维金迅速将此事报告给莫斯科。柯西金得到中国同意会谈的消息，是在他从河内返回莫斯科途中，当时他已经飞抵塔什干。在获得举行谈判的准许后，苏联总理（引案:应为部长会议主席）改变了自己的航线，于9月11日上午经伊尔库茨克飞抵北京机场。就这样，中国方面在莫斯科制定的最后期限前两天，同意举行会谈了。”（崔向华、陈大鹏:《广岛遗恨》，转引自《党史信息报》， 1995年12月1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