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只好通过越南方面中介，向中方传话。但越南因故延误。

1969年9月2日9时47分（引案:越南官方公布的时间是9月3日9时47分，因2日是越南的国庆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不幸因病去世。4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晚上周恩来在与叶剑英去医院瞻仰胡志明遗容后，于8时乘飞机离河内回国。据外电猜测，周恩来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前来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柯西金见面。但是，据C·贡恰罗夫、B·乌索夫披露的史料表明:于6日抵达河内苏联党政代表团成员与尚留在河内的中共代表团有关人员进行了接触，提出了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可能性问题。但未获结果。随后，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紧急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后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保加利亚、联邦德国大使），使馆三等秘书李凤林（后任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兼摩尔多瓦、俄罗斯大使，）随同前往。苏方提出: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中想在北京停留，会见周恩来总理。我使馆紧急报回国内。但中方未立即作出答复。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河内。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主席台上，都站在第一排的柯西金与李先念副总理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葬礼活动结束后，柯西金和李先念副总理正好迎面而过，但李先念副总理明显回避与柯西金接触。据当时中国党政代表团越南语译员、外交部亚洲司处长梁枫（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塞内加尔兼冈比亚、缅甸、老挝大使）回忆:仪式结束后，中苏两国代表团从主席台两侧走下来时，柯西金紧走几步，想和李先念副总理打招呼。柯西金的手都伸过来了，李先念副总理假装没看见，转身走开了……无奈之中，苏联只好通过越南方面中介，向中方传话。但越南因故延误。9月9日下午3时半，越南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保山来到中国党政代表团下榻的范老五宾馆，请梁枫转告李先念团长，苏联代表团要求越方向中国代表团转达如下事项:

“一、苏联代表团专机定于10日晨离河内回国；在回国途中是否可以路过北京？

二、苏联专机将在北京停留两三小时；在此期间，柯西金能否见到周恩来总理？”

李先念团长获悉越南方面的传话后，立即报回北京。

9月10日下午，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离河内回到北京。同日，柯西金自河内起程回国，直到登机前，他仍未获中方回音。实际上，10日清晨，在李先念副总理、王幼平大使去机场后，中国越南大使馆方收到国内复电。使馆政务参赞陈亮立即驱车前往嘉林机场，但柯西金一行的专机起飞已1个多小时了。

柯西金已飞抵塔吉克，正在桌旁吃烤肉，莫斯科方面来了消息，要他飞回北京见周恩来。

悉知此事前后经过的范文同严厉批评越外交部有关当事人延误大事。作为补救措施，越南外交部苏欧司于同日中午约见苏联驻越大使，转达中方答复，并嘱立即转告正在飞行途中的柯西金。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分析，很清楚，柯西金的要求之所以迟迟未获答复，皆因中央最高层领导尚未首肯。以下一则材料也许可以说明问题:柯西金飞离北京机场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次日将要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作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叶利扎维金后来就此事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个中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事已至此，柯西金作了最后的努力，由苏联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毛泽东批准同意。10日晚间，中国外交部召见叶利扎维金，正式通知苏方，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会晤。叶利扎维金立即报回莫斯科。据叶氏回忆，该时，柯西金已飞抵塔什干（引案:有误。中国方面记载是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杜尚别）。随柯西金同行的贾丕才这样写道:“傍晚飞机落在杜尚别，我们住进了政府公寓。当我们围坐在桌旁吃烤肉时，有人叫柯西金去接电话。莫斯科方面通知说，中国当局同意苏联飞机飞经中国领土，并且周恩来准备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会晤。柯西金随即决定让苏共中央书记卡图谢夫、我和他的助理巴扎诺夫同他一起去北京，而其余人员回莫斯科。我们坐上了自己的飞机，机组人员还未来得及装矿泉水（但有白兰地酒储备），我们就向新西伯利亚飞去。”当晚，叶利扎维金紧急约见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驻加拿大大使）。叶表示:柯西金接到中方答复时，飞机已抵杜尚别，莫斯科方面仍指示他去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但后来的公开报道还是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