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刘世雄（中）在六机部工作留影

顾大局，周总理妥断"官司"

"文革"前的上海市是当时全国院校、科研所、工厂"三位一体"结合得最好的城市。六机部的许多直属工厂过去就一直有赖于这些科研院所的支持帮助，若这些科研院所就此与六机部断绝关系，许多生产项目立即就会遇到困难，如当时正在全力研制的万吨远洋轮项目；另外，当时我国正处于物资供应匮乏时期，没有上海当地的票证和副食品供应，这些大厂中数万的工人及其家属们也会陷入生活窘迫之中，后果可谓十分严重。

所以，当我和边疆副部长向李先念副总理等几位领导汇报上海之行的结果时，先念副总理说："看来这个问题势必要请总理出面解决了。"他还对我们说："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你们要顾全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大局，姿态要高，不要针锋相对。"

我和边疆同志回到部机关，连夜准备材料，准备迎接这场"风暴"。同时也以军管会名义起草了向周总理陈述意见的《我们和上海市发生争论的由来》的报告。正是这份报告，成为我和上海市革委会"打官司"、"向总理告刁状"的"罪证"。

没过几天，我办公桌上的"红机子"铃声响了，周总理的一位秘书通知我，总理决定接见上海市、六机部的三人领导小组，并说上海三人组由王洪文、马天水、黄涛组成，六机部由我、边疆和郑明同志组成。

1969 年12 月11 日深夜，我们接到了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的通知。次日凌晨3 点，当我们赶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时，看见姚文元和总理正说着什么，他见我们进去后就打住话语，起身退出。当时我想，姚文元恐怕也介入此事了。周总理让我们和上海三人组分头坐在他左、右前方的沙发上，我们和王洪文等人仅互相点头示意，谁也没有再像过去开会碰面时一样，相互寒暄。

周总理眼含血丝，满面倦容，但沙哑的声音仍语调和缓，讲话清晰而有力。他说："最近国际国内有些事情要处理，很忙，所以没有及早地关心你们之间的争论，使事情变成僵局。作为国务院总理我是有责任的。"说到这里，周总理转向我微笑着说："刘世雄同志，这件事情我首先批评你，你身为国务院一个部的一把手，应该宽容大度嘛，可以平心静气地和上海市的领导同志进行协商嘛。如果一下子调不出那么多工人，也可以量力而行，尽力支援上海组建新厂。世雄同志，你是不是有点本位主义呀！"

我立即起身回答说："我姿态不高，我检讨。"

周总理接着说："中央部和地方市发生分歧时，应该以大局为重，姿态高一些，不要针锋相对，更不能得理不让人哪！""得理不让人"这句话，让我感到踏实，感到温暖。

周总理又转向边疆同志说："边疆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了，你是六机部的老同志了，年龄也比世雄同志大，应该协助他处理好和上海发生的分歧，不要火上浇油嘛，总之这次你也有责任就是了。"

说到这里，周总理又微笑着转向王洪文说："洪文同志，你们的那个电报怎能是那样的提法呢？这份电报你可能没有过问，那种提法是错误的嘛。"

王洪文此时很尴尬，他起身说："我接受总理的批评。"周总理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双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办错了事要勇于承认，勇于改正，不要坚持错误，也不要得理不让人。"总理又一次用了"得理不让人"这句话，我感到周总理讲话的潜台词里，是认为"理"在我们这一方的，故而与边疆同志会心地对视了一下，心里豁然轻松了许多。

总理接着用征询意见的语气对我们双方说："我看这件事这么解决行不行？六机部从驻上海的几个大厂抽调500名技术工人支援上海建新厂，时间也后推三个月，给六机部留下调整准备的时间。我的初步想法是这样，你们有意见没有？"

我和边疆同志相视一笑：这完全是当初我们和马天水谈的"减、缓方案"，我们马上起身回答："没有意见。"王洪文、马天水出于无奈，也只得回答同意。

一贯办事缜密的周总理，这时又拿出了六机部几个造船厂的当年生产计划，一条船一条船地和马天水落实上海市的协作任务，直到马天水明确表示，一定按原计划与六机部友好协作。

回到六机部机关，我们立即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传达了总理接见时指示。当我宣读总理确定的调人决定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深深地体会到广大群众的心情--他们长期与王洪文之流打交道始终受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和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