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刘世雄

文革初期的王洪文（右一）。

1968 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搞"独立"，王洪文强行调人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国务院和国防科工委也未能幸免，各部机关的造反派们，纷纷成立各种"造反兵团"，导致有些单位的第一、第二把手被"打倒"，无法主持工作，单位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还有的单位所谓"造反派"和"保皇派"对立严重，发生武斗，造成生产和工作停滞，甚至经济工作和国防生产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有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当时主持政治运动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决定由军队派一些干部，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国务院各部及国防科工委下属的一机部至七机部实行军管。我由海军部队派驻到六机部（现船舶工业总公司前身），起初，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后很快就接任了军管会主任一职，并主持六机部工作达六年之久。

1969 年10 月，一份电报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是沪东造船厂发来的急电。电报说：上海市革委会（当时张春桥任主任，王洪文任副主任）以"工交组" （"文革"中不少奇怪的名称之一，即"工业交通领导小组"之意）的名义，指令该厂挑选1000 名技术工人，调到上海新组建的迫击炮车厂去。电报还说，王洪文已打电话给该厂"造反派"组织，令他们务必给予支援，完成调用千名工人的任务。该厂感到十分为难而请示如何处理。

看完这份电报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手里拿着电报，眼睛似乎在看着那寥寥的几个字，其实脑子里在急剧地转动着：沪东造船厂是六机部直属工厂，与上海市革委会从来没有过隶属关系，也从未有过人事关系，只是由于厂址在上海，有不少日常和后勤工作由上海方面代为保障罢了。

这样突如其来的大量调人的命令，而且事先也不跟六机部进行任何协商，我的直觉首先就是，这种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情既无先例，也不能开这个头，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但是，考虑到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在1966 年靠"一月革命"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时在全国正处于红得发紫的地位，俨然一颗"政治新星"，此次调人是他领导下的"工交组"下达的指令和电话命令，这件事情应非常谨慎地处理，绝对不能直接抵制。

我和军管会的其他领导同志交换了意见后，连夜召开了军管会的扩大会议进行研究。我根据多数同志的发言意见，归纳起来作了三个决定：第一，立即以军管会的名义将这一事情上报国务院领导小组（这个组的组长是周总理，副组长是李先念副总理，成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同志）；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是粟裕大将，副组长是王树声大将）；抄报造船工业领导小组（组长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和时任海军副司令的周希汉同志）。第二，由我和六机部边疆副部长急赴上海，与他们直接协商，争取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第三，起草了答复沪东造船厂的电报，要他们等待上级批示后再行动。这些手续均于当天迅速办完。

说实话，对于此次上海之行能否达到目的，我和边疆副部长心中是十分没有底的。但我们又想，上海市革委会对于中央的一个部，应该是买账的，对我和边疆同志的意见也会尊重的。如果能有一个和谐的气氛，协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不难。

到沪后，我们立即请见王洪文，王洪文托辞未见，由当时主持上海市革委会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时任革委会副主任的马天水会见了我们，他似乎早已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一见面就不由分说地表态说："上海市给沪东造船厂发的调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上海市革委打破旧的领导体制，冲击'条条专政'的一步棋。洪文同志指示我向你们说明，调令一个字也不能更改，调的人一个也不能减少，希望你们给予支持。"

我当年47 岁，又是解放军所属的高级领导干部，受到这样的训饬，参加革命20 多年来从未有过。加之看到马天水脸上冷冰冰，口气专横，态度强硬，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的样子，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反感。

我稍显冲动地马上回击说："马天水同志，我对你刚才的话感到十分惊讶。你作为上海市一位老领导干部，接待国务院两位部级领导干部，没有听我们说明来意，就下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见，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请问马天水同志，你们上海市与沪东造船厂过去有过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吗？怎么能直接给我们的船厂下命令呢？"

见马天水一时语塞，只是冷笑而不回答，我又放缓语气接着说："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都是老党员了，应该懂得这些起码的组织工作原则，地方工业和中央直属国防工业都有各自的领导体系，这是个简单的常识，与打破旧的体制和'条条专政'没任何关系。何况你们的调令，一经下达即丝毫不能更改，也和我们党的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相背离。请你转告王洪文同志，他这种做法和他口口声声'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的言论太不符合了。"

谈话至此陷入了僵局，此时边疆同志为缓和气氛，插话说："上海市组建新厂，六机部给予支援本无可非议，但是调人的手续是不完备的。为尊重你们，我们才来与你们当面协商。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应该做些让步，由六机部从驻上海的'求新'、'江南'、'沪东'三个造船厂各调200 名工人支援上海行不行？"

"不行！绝对不行！"马天水受了刚才的一番抢白，颇有些恼怒地大声回答，一口拒绝。就这样，这次会面不欢而散。

我们又在上海等了几天，仍然无法见到王洪文，只好打道回京。万万没有想到，我和边疆同志还未返回北京，上海市革委会的一封电报已发到了国务院，并抄报了六机部。电报内容是：对船厂调工人事，经研究决定如下：第一，原调令收回；第二，停止与沪东造船厂的一切协作关系；第三，今后六机部驻沪各厂的一切事务均请六机部自行负责，上海不再代管。

这简直是最后通牒！我们感到非常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