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刘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露,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的问题上。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

揭发高、饶的座谈会

就在毛泽东1月22日明确回绝高岗来杭州谈话的要求后,高岗无奈于25日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虽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仍企图应付过关。因此,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

2月15日至25日,举行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5日首先由高岗作了检讨。16日,周恩来在会上转达了刘少奇对高岗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会上有43人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使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7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17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2月25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做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