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主要是正面强调党的团结,欢迎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而不开展批评的方针,以及毛泽东交代与高岗谈话的任务,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3日,又约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阐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在此期间,刘少奇再次对四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进行修改,于1月下旬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程赴杭州送毛泽东定夺。1月27日,毛泽东对四中全会有关各项事宜最后拍板。他在当日写给刘少奇及书记处的信中说:关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见,请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1月29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以及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这样,召开全会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中央书记处决定四中全会于2月6日举行。

七届四中全会经过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他用阶级斗争观点和党的历史经验论证说: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提出,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以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刘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也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