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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蔡智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11点50分，我携带着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补册工人，手执牧野交来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编号七十二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了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又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的‘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由‘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写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的，约六七十张，每页的标签上都写着“田中首相奏章”几个字。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田中奏折》被公之于众，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一只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到沈阳。在小西关外王公馆，亲手将《田中奏折》的抄件交到了王家桢的手上。王家桢见后大喜，立即将此抄件送至张学良将军府上。回来后，他才顾上为蔡智堪庆功洗尘。次日，张学良命王家桢前往南京政府报告，蔡智堪则受命继续监视日本方面的动静，也随即返回了东京。
此时，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国民政府决定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
国民政府立即将《田中奏折》交给了南京的《时事日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刊登了出来。《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
《田中奏折》被曝光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他们一方面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一方面抓紧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被免职，蔡智堪也因此而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获得自由，并返回台湾定居。
1932年，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和野心，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百般抵赖。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之后的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无不印证了《田中奏折》的阴谋企划。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因病逝世于台湾台南市，国民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颁发了褒扬令。（摘自《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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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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