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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桢是黑龙江双城人。1924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后来他又当过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外交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1945年,他曾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研究员,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由于他已经加入了日本籍,万一事情败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价。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要做成此事,看来只有用国民外交手段了,即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方可奏效。
于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请了前内务大臣、民政党主席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颇多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有许多人都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一直都处得比较好,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折》的人,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他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了。蔡智堪只得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这件事: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那时你们民政党就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床次被他说动了心。
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的很多元老也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会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将危及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又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能将《田中奏折》公示国际,元老们就可以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方面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将密许你去抄写。”
蔡智堪喜出望外,立即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给了王家桢。一周后,王家桢便电汇了5000元钱来,并附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其病如需赴欧美继续医治,余担保负责。”蔡智堪接电后,马上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牧野看后也感到很高兴,当即让妻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准备于次日夜间潜入皇宫,抄写《田中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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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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