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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上呈以后，田中义一即公开宣称：“中国内乱很可能会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因大日本帝国在满蒙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益，故不论乱自何方，大日本帝国决予以适当之方式处理。”
田中义一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了世界的警觉，都预料日本将占领中国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的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一时间，各国情报人员云集东京，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特增加了外事警察3000人，严密监视，邮局、海关亦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900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以武力吞并东北。其后，外电又有传田中密奏已被一俄国人从日本外务省某高官手中获得，代价是30万日元。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立即秘密派员前往哈尔滨，拟出价50万现洋，从俄国人手中购买《田中奏折》。又传美国也愿出资20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但《田中奏折》还是被一位名叫蔡智堪的中国义士获得。
蔡智堪夜入日本皇宫，密抄《田中奏折》
蔡智堪，原籍台湾省苗栗县，188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了“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早在清末，他就加入同盟会。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曾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20年代，他应李烈钧等革命党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军方的动向，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情报。他还与张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他所获取的日军情报密报给他们。与此同时，他还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打消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后。张学良接掌了东北的军政大权。很快做出归顺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决定。拨出专款，派人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变动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田中奏折》。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接到汪家桢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是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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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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