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儿在这一点上似乎极富特工人员的素质和天性，他口风严紧，不露半点声色，即便和他最好的那帮哥们弟兄，包括我哥哥，他都没有透漏一丁点的风声。

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来这样一份“总理遗言”？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他们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多少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我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从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祖国大厦已被白蚁蛀空，大厦危在旦夕，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已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尽管那一年的元旦发表了毛主席“到处莺歌燕舞”的伟大诗篇，对毛泽东思想历来崇拜敬仰的人民群众却开始厌倦最高指示传来，立即上街欢呼游行的举动。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国家，搞乱了人民，搞乱了思想，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忍辱负重，倾心倾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国家大厦，“四人帮”还要想方设法折磨和打击周总理。而毛主席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即便想保护周总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全国四届人大时，周总理硬撑着形销骨立的身子坚持做报告的样子，让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人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是谁也不敢说。大家也都清楚地看到周总理对邓小平同志的信任，看到了小平同志上台以后大张旗鼓地改革整顿，抓革命、促生产所产生的新气象，看到了从1975年年底到1976年年初“四人帮”搞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所指完全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意愿。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总理遗言”。

一切尽在不言中，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相信“遗言”的真实性。因为“遗言”中有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虽然“遗言”中也有一些对张春桥、王洪文言不由衷的评价，但大家都相信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理不得不说的话)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发自肺腑的“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当今天下，有准能如此真诚地向国人道歉？还有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其中“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个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心中流淌的无以言说的情绪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托。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支光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这样的折磨显然比当年课桌下那个留级女生用脚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蛐蛐儿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他有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他也有他丰沛的才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他的青年伙伴们一起谈论国家兴亡，谈论人民群众的情绪，谈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在大家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像当年父辈离家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时，他也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当那些公安人员戴着大盖帽红领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多少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哥哥：你恨过蛐蛐儿吗？因为我知道曾经影响我哥哥生命历程的一场大病，病根就是因为“总理遗言”案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的。哥哥很久没有回答，目光穿过窗外飞向遥远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的，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决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可是……所以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