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抄家者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敌人往往想不到的。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乎乎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1月8日周总理去世，到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谁都感到了一种压抑已久、火山即将爆发的潜流。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安门的动向。我断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门的人群中，我的心终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宁。4月5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显然有别于1967年夏天造反派虚张声势的抄家，它是一种更官方更政府的行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亲始终沉默着，冷眼看着凌乱不堪，像遭强盗抢劫一般的家，始终没有问抄家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被从家中带走，抄家的规模和其深入仔细的程度，儿子出门近三个月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这一切，其中的勾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严重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位当年穿行在我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曾经经历过太多的风霜雪剑，面对这样的搜查，你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抄家的这天我正好应该上中班。望着家里一片狼藉的样子，我不忍心离开因心脏病和腹水而刚从“五七干校”被送回家治病的母亲。母亲平静地要求我去工厂上班，我说我可以请假，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放心得下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呢？起码也要等姐姐下班回家陪着你我才能走。(我姐当时已从插队的东北病退回杭。在一家炼油厂当搬运工)母亲不同意，固执地将我送到楼梯口，还说：没事怎么好请假呢？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从来不肯因为私事而耽误工作。我只好忐忑不安地上班去了。走出家门时我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小楼，小楼上绿色的布窗帘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扑到窗外。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走后不久，下班回家的姐姐，也被那些便衣警察用“谈谈”的名义从家中带走了，而且带走后和父亲一样从此杳无音讯。

上班后师傅问我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我摇摇头说没什么。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十一点下班，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夜宵，而是径直回到宿舍蒙头就睡。当同室女工吃完夜宵回来，三三两两地上床睡觉，宿舍开始安静下来时，我依然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我总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没过一会儿，门外就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袁敏住哪个房间？”

“袁敏下中班后有没有离开工厂？”

……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我知道事情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

宿舍的门被重重地推开，门外走廊上的灯和屋里的灯被同时打亮，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穿好衣服，撩开帐子，从上铺爬下来，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警服、红领章、大盖帽。我什么也没说就跟他们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会有一辆警车等着我，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依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经历了“文革”中的种种遭遇，我也已经习惯于不问为什么了。

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厂部庭院里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和带父亲走的那辆一模一样。闻讯从各个宿舍赶来的工人们把吉普车团团围住，和我一个车间的师傅们挤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师傅钟凤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和不解：袁敏，他们为什么要抓你？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走？你一个刚刚满师的学徒工能犯什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