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驻武昌月余，蒋又命令我军调孝感、花园、武胜关一线整训。临出发时蒋介石特别嘱咐我，将部队整齐军容，从江汉关码头上岸后，顺江口繁盛市区绕行一周，至江岸车站上火车。其用意是:一方面向驻武汉的外国使馆及外商炫耀一番，表示还有很多装备好的军队没有用到前线；另—方面借以安定人心。

在孝感一带整训期间，蒋介石常常约见，对我多方笼络．他装作关心我军的样子，派德国军事顾问斯达开等到第六十军来帮助训练，传授军事技术。事实上:讲授的军事技术，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德国顾问讲授之后，即蒋介石吹嘘我军官兵已能掌握新的军事技术，是一个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应予重视。蒋介板即把第六十军列为特种军编制，扩大了军部及军直属队，并增编了三个补充团，．拨给汽车二十余辆充实军兵站支部．又以撤到武汉的苏州博爱医院陈维莘院长所率医护人员及设备，改编为军政部第一六六后方医院，配属我军在汉阳设院．专门负责收容第六十军伤病官兵。还发给德造二十响手枪五百支．仿德造三号方轮手枪三百支，并手枪弹十余万发。

蒋介石有一次又特意找我去说，第六十军营级以上军官应轮流抽调参加武汉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并派我任军官训练团大队长。我到训练团之后，得知训练主要内容是听贺衷寒讲“三一主义”(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个主义的法西斯宣传)。蒋介石常用这种训练办法来拉拢受训军官，分化地方部队。

与此同时，在武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一些救亡团体和进步人士，也和我们有所接触。一九三八年三月前后，罗炳辉将军以同乡的关系曾到汉口军部找我，并到武胜关找张冲师长。当张冲师长因病住汉口万国医院时，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密到医院探理，被特务照相，由特务邱开基报蒋介石。

有一次。蒋介石特意找我去，问我:“你的政治中心是什么?”当时我不知究竟，想了一下回答说:“我是军人。只服从长官的命令，坚决实行抗日救国。”蒋介石接着说:“听说共产党有人在你们部队活动，是真的吗？他们是有政治野心的，你看得无所谓，他们会把你的部队拉跑的，这很危险。以后要多加注意。”这时我才明白是因为我们和罗炳辉将军多次来往，引起了他的疑心。后来我找张冲师长商量，为避特务的耳目，只好改为比较隐蔽的来往了。

当的我军同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也有联系；我们常邀请抗日演出队、歌咏队、电影队到孝感、花园、武胜关一带为我军官兵演话剧、写壁报，画漫画，教唱革命歌曲:放映有关抗战的电影。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还随军工作。后来新华社记者、大公报记者均随军进入战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洗星海同志给我们作了一首《六十军军歌》，最受官兵的欢迎。不论在驻地或行军时，或在战场上，常常听见“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的歌声。歌词如下；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了祟山峻岭，开到抗日的战场。

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日军大举增兵鲁南，淮备攻略徐州。当时守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电报给蒋介石，要他指调六十军增援。蒋介石命陈诚找我商谈。当时陈诚是武汉卫戊总司令，第六十军是列入武汉卫戍部队序列的。陈诚对我说:“委员长本想要六十军留在这里训练，准备保卫大武汉．可是现在李德邻(李宗仁字)要求调你们去台儿庄，你看怎么办?”我对诚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准，统帅部叫到哪里，就去哪里。第二天陈诚再度找我说:“委虽长已决定第六十军开陇海线的民权、兰封一带集结，归程颂云(程潜字)的第一战区指挥，听侯蒋的命令行动。部队先行，受训的军官仍留在珞珈山，持结业后再去。”从陈诚的谈话中，我知道蒋介石对鲁南战局已作了新的部署，而又想把六十军把握在自己手中。我表示同意，性对珞珈山受训军官，我坚持调回，与部队同行。蒋介石后来也同意了。四月。十九日部队乘火车开拔，向民权、兰封集中。这时日军已在鲁南发动全面进攻。徐州危在旦夕。李宗仁见势不妙，即携联络参谋到民权、兰封沿途车站，向我先头部队传达命令说: “奉委员长电令，第六十军直开徐州待命，不许中途下车。”先头列车照令开行。后继部队亦跟随前进。部队开拔之后，我率军部准备于四月二十一口晨往郑州第一战区长官部报到。不料在二十日午后一时接军令部紧急通知:“徐州前线告急，委员长命令第六十军改调节器徐州归李宗仁指挥，应既时赶往徐州，已备妥专车，准于今日下午六时开行。”我即于当晚出发，二十一口抵徐州见李宗仁，决定我军集结于台儿庄以充之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蒲汪、辛庄、陶沟桥、丁家桥等地区待命。二十—日拂晓我军按照命令指定地点集中，于是揭开了我军台儿庄抗日战役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