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朱敬则是历史家，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当还包括其他的原因。朱敬则曾经兼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有《十代兴亡论》。特别是他还写过为秦朝郡县制辩护的重要文章《五等论》，其中观点与毛泽东的历史观十分契合。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对这篇文章也有过多处圈画。

所谓“五等”，指周代分封制下确立的“公、侯、伯、子、男”这5个爵位。在历史上，赞同周代分封制的大有其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陆机。他在《五等论》中认为秦朝短命，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郡县制。

朱敬则却不赞同，他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较系统地为秦代郡县制辩护的人。在他看来，周代实行的分封制是建立在礼乐教化基础上的，但春秋以后礼崩乐坏，道丧术兴，人们尚诈伪，贵攻战，所以秦朝废分封而行郡县制，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秦朝二世而亡，非亡于郡县制，而是亡于残暴无度。

朱敬则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柳宗元产生过影响。柳宗元著《封建论》，极言分封制之不可取。他举例说，秦朝“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朝“有叛将而无叛州”，这些都说明郡县制较分封制优越。

毛泽东对朱敬则、柳宗元的观点深表赞同，认定“百代多行秦政制”，并奉劝郭沫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朱敬则、柳宗元都属于有深厚史识的历史家。

朱敬则为官清正，珍惜贤才。当时的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遭人诬陷，行将处死，“诸宰相无敢言者”，唯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为这两人申冤鸣屈，说他们“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魏、张最后免于一死，有赖于朱敬则的鼎力相助。

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等奸臣媚权事贵，为武三思、苏味道等18人绘《高士图》，想引诱朱敬则参与其事，但朱敬则“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若此”。公元706年，他受贬归乡，行李中“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毛泽东对这些引文都逐一加了旁圈，流露出他对朱敬则的敬重之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转眼间，毛泽东离开人世业已30余载。对其功过是非，人们各有评说，但无不承认其是一代历史家。他读《二十四史》，最喜欢读人物传记，而在人物传记中又特别留意包括“上书”在内的可靠文献，并给予独到的评说。这是一种带有个人风格的读书方法，也是一种政治家的历史记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