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周的“上书”切中要害，唐太宗看后“称善久之”。尽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马周的这封“上书”不及贾谊的《治安策》那样文采斐然、层次分明，但因为言之有物，在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所以毛泽东对之赞赏不已，称之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发挥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苏轼为一代文学大家，其万言书被毛泽东说成是“纸上空谈”，可见毛泽东对政策建言的要求是切实可行，而非徒然好看而已。

《新唐书》的主修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附一赞语，感叹“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唐太宗“锐于立事”，而马周建言“皆切一时，以明佐圣”，君臣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但又说马周之才毕竟不及辅佐商代武丁王的傅说以及帮助周武王灭纣的吕望（即姜子牙），所以后世对马周的事迹叙述不多。毛泽东不同意此种说法，批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马周的才德是否堪与傅说、吕望相比，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毛泽东的观点属于“一家之言”，但从中可看出他对马周这类人物的偏爱。毛泽东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即认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原因在于这些人“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马周以一介草民而平步卿相，为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又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所以他格外喜欢。

对于马周的这封“上书”，毛泽东在极其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如“上书”中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毛泽东认为此种说法“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隋唐鼎革，人口锐减，但不至于减少到马周所说的十分之一，可见毛泽东读史是非常善于独立思考的。

在历史上，唐太宗以“从谏如流”而著称。对唐太宗，毛泽东一向深表佩服。他曾总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其中有两条便涉及虚心纳谏，即“每旦视朝，听受无倦”、“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没有李世民便不可能有马周，毛泽东对此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点评朱敬则上武则天书

赞其为“政治家、历史家”

朱敬则（635－709），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出身名门望族，“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曾受到过唐高宗李治的召见和赏识，但因被人谗毁而未得到擢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朱敬则先后担任正谏大夫、冬官侍郎等职务，并监修国史。

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执政之初颇受朝野怨恨，加之帷幕不修，内心惧惶，为巩固政权，命人于朝堂安置铜匦，广开告密之门，同时任用酷吏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宗室大臣，在朝野上下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有鉴于此，朱敬则上书武则天，提出“绝告密罗织之徒”，在政治上改弦易辙，“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开创礼乐教化的新气象。

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毛泽东于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对于朱敬则的“上书”，他浓圈密画，仔细体悟，处处体现出赞赏之情。从该“上书”来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有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一是朱敬则援引秦、汉之得失，说明在政策上“因时权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秦国在李斯当政时期推行法家理论，在当时是必要而有效的。但是，这毕竟属于“救弊之术”，不可行之于久远。秦国却不改故辙，“卒至土崩”。而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便“开王道，谋帝图”，从而奠定了西汉200多年的基业。因此，他建议武则天“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对上述引文，毛泽东均加了圈画，并由此联想到西汉贾谊所写的《过秦论》，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他看来，朱敬则的论述是对贾谊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二是朱敬则的“上书”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与策略，充分考虑到了武则天的接受心理，体现了“顾全大局”、巧妙进谏的艺术，是个聪明人。朱敬则未必完全赞同武则天掌权初期的那些做法，但他在“上书”中却说当时置铜匦、开告端使“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武则天“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算，入天人之秘术”。在这番铺垫后，朱敬则方才强调:“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刍狗”乃无用之物，现今应该弃旧更新，转而实行宽恤之政。朱敬则以古论今，巧妙进谏，无怪乎武则天阅后“甚善之”。武则天个性极强，向她进谏并非易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当包括“聪明”这一层意思在内。因为毛泽东在读《明史》时曾说过:“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言下之意，进谏者选取适当的方式和策略才不至于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