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他们修复公墓，我们于心不忍”

老兵们常常在梦里见到死去的战友。

“他们为国家牺牲了，连尸首都带不回来，成了孤魂野鬼，叫我们活着的人怎能安生？” “我们一起参军的一个同学，就死在我身旁，一阵炮弹过后，他坐的地方就只有一个大坑了。”“连长死得好惨，一块弹片飞来，就把脑袋削去一半……”“不为他们修复公墓，我们于心不忍啊！”

最早为公墓奔走的老兵是潘德辉。他毕业于黄埔军校，作为国民党的高级谍报人员，本受蒋介石委派来监视孙立人，但后来反成了孙立人的贴心人。他为这位落难将军深深折服:113团营长张琦阵亡四十多年，孙立人仍设法找到张琦的独生女张锦蓝，把她父亲荣获美国追赠的银星勋章交给她；得知齐学启将军在岳麓山下的坟冢年久失修，孙立人发起集资6000美元，委托旧部赴湘重修墓冢……孙立人的祖坟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挖掉了，再也无法找到，但他晚年最耿耿于怀的，是“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

直到去世前，潘德辉仍在申请公墓修缮事宜。1994年，公墓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塔的两截青石纪念碑被找回，镶回纪念塔背面。

2004年，广州市建委在规划书里表示，将拆除濂泉路附近的违章建筑，腾出空地用于修建绿化广场，以迎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但因故未能实施。

2005年9月，新一军老兵们委托王伯惠和徐文两人起草一份给中央领导人的信，请求修复广州新一军公墓。信中写道，“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将士，都成了异域孤魂。在国内为他们所建的唯一的一座公墓，被破坏、毁灭。相比日本人要来华（在云南松山）为他们侵略中国的亡灵修建纪念碑的行动，我们痛心疾首！”

国家信访部门很快回函:“向抗日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不久，广州市政府承诺老战士，修复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或将公墓迁至黄埔区长洲岛，或原址保护。

但公墓原址重建牵涉面过广，阻力重重。其中，纪功亭和墓门的产权分属沙东市场承包者和有利服装城，二十多年来，商业圈的气候已占上风。紧贴纪念塔的恒富酒店则维系着几十名退休职工的生计，“酒店拆了，没有租金收入，谁来养活他们？”

而老兵们不愿意仅仅按原貌重建一个微缩墓园。搬迁墓园建筑的难度又太大，残旧的墓身极可能在途中损坏，且按《国家文物保护法》，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属于不可移动文物。

国际媒体纷纷把目光投向这座失修已久的墓园。继《亚洲周刊》对老兵特写后，2007年6月初，日本《朝日新闻》连续五天以大篇幅刊出新一军公墓专题报道《谁同日本打了仗？中国的老兵们》。10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新一军公墓修缮问题已经引发一场网上大论战。

广州市政府也在积极协调各方面关系，希望尽快解决问题。这几年市政府、市文化局、省台办和市政协等曾多次前往公墓考察。负责公墓接待工作的刘志军很清楚地记得，就在今年7月的一个晚上，各单位先后来了四拨领导人视察，其中还包括广州副市长。

刘志军说他打心底敬仰这些为国捐躯的老前辈，过去的年月里，人们曾因为无知做出了疯狂的举动，现在，大家都很爱惜这座纪念塔。“如果哪一天国家需要我们上战场，可能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战死沙场，埋到某个非亲非故的地方”，“每次看到它，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墓。”

2003年，台北动物园里86岁的“林旺爷爷”去世。它是留守过新一军公墓的最后一头大象。奔赴过印缅战场的老兵，到今年，最年轻的也有80岁了。他们还在一天天老去。

丁涤勋，91岁，现住在湖南株洲一间没有锁的旧房子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联系海内外战友，为新一军整理了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当安徽人民出版社寄给他1600元稿费，他坚决退回。2006年，一向身子骨硬朗的老人坐车时把两根脊椎颠折了，之后一直为车伤所累。现在，老人时常神情恍惚，身体也出现了各种毛病。难得精神好些，就在病榻上给卢洁峰写长长的信。他在最近一封信里写道:极此我一生的决心，是继承孙将军遗志严以律己并为孙和38师留史。

梁家佑，85岁，他说:“我以为我们应该保证在有生之年达成一点成果。这个最低成果可不可以是:坚决放弃迁建墓园的计划，保留遗址现状，仅仅要回现存遗迹、遗址及通道的物权、地权，以及开放权、募款权。不要政府出一角钱、征一分地、迁一户民居、只消政府点个头。”

广州已是深秋。公墓在凋零的季节静静地等待。偶尔刮过一阵风，吹得墓门墙头无名的野花瑟瑟发抖。过了年底，又是一年了。老兵们的心愿一如既往地坚决，他们寄望在不久的将来，待公墓修复后，他们能把暂厝台湾的孙立人墓，移葬在广州的白云山脚，马头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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