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粮票封印”解除后，粮食市场化的大门已经打开。随着几次粮改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个体粮店出现在居民的视野中。

2000年，朱光荣买断了工龄，选择退休，离开了他工作了21年的国营粮店。此后，东城区粮食局下属的120余家国营粮店陆续关闭。

朱光荣退休后，一度赋闲在家。他偶尔会去早市买菜或去超市购物。此时，无论是菜市场还是超市，购买商品时都早已不需要任何票证。

2007年8月26日，奥士凯同日升粮行在东城区北新桥附近重新开张，成为东城区第一家“复活”的国营粮店。

朱光荣从家中被返聘回同日升粮行，再次在粮店“上岗”。他的身份已经从当年的粮店经理变成杂粮专家。他用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向顾客介绍杂粮的保健知识。

在同日升粮行开张之初，店方特意在店门口安置了展柜，将老粮店的标志性代表物“粮票”放置其中。

而今，这些叱诧一时的粮票躺在橱窗内，安静地讲述历史。

记者 王 鹏

蔡援朝

-口述人:蔡援朝

-身份:收藏家

我于1951年出生在北京。和那个时代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小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的口粮很少，粮票和肉票就成了命根子。

记得那时候，我有时会去粮店帮忙领粮票。那时，每家都按照严格的配给制度领取口粮和肉。我记得家里一个月才能领半斤肉票，平均到人头上，每人每天连一两肉都吃不到，顿顿都是杂粮，所谓的菜就是用盐水煮一下。那时家里有个小窍门，可以暂时缓解一下难关。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小的合作社，合作社的女售货员和我家人是朋友。她有时会偷偷地通知我们，下班的时候去店里一趟。有时过去后，女售货员就会卖给我们一些没有一点肉的大骨头。这种大骨头在当时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买回家后，父母把骨头洗净敲开，用里面的骨髓熬白菜汤，这可是那时难得的美味。

我小时候迷上了集邮，但是从来没想过收集粮票。那时粮票代表着一家的口粮，精打细算用还来不及，根本留存不下来。那时北京的粮票是按月发放，1月份的粮票到2月份就不能用了。所以，那个时候家里偶尔有粮票留下来，也是因为将粮票藏在哪本书或杂志里忘记了，发现时粮票已过期，才可能保存下来。

1971年，我插队去了内蒙古牧区，暂时告别了粮票。可能因为牧区人口少，并且以肉食为主，不用粮票。但是每个月的口粮仍然定量用粮本领取。1975年我去西安上大学，再次接触到粮票。我记得那个时候，粮食仍然很紧张，发下来的粮票中粗粮居多。

每个学生都很珍视粮票，领到粮票第一时间就把它换成饭票，生怕丢了。基本上，每个月的粮票刚够用，女同学胃口小，可能会攒下一些粮票。那个时候，向同学借几斤粮票，是很重的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