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为计划生育的实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饮上不再是单纯地吃粮度日，每月粮票或多或少有了结余。即便家中突发状况，粮食不够吃，也可购买议价粮来补缺。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

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

朱光荣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不然你到地方就买不到粮食，有可能挨饿”。

他说，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

因为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地下市场内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

粮票最先用于换购副食等食物，但很快它有了新的用途。

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公开的秘密。

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了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一度“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朱光荣说，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

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

1987年，西安话剧院根据社会普遍现象创作的小品《换大米》，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受到普遍欢迎。一夜之间，小品演员郭达走红全国。越来越多红高粱腔调的“换大米”吆喝声，响彻城市上空。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而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深圳，一场变革其实早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