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西藏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右）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左）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向西康(今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区)藏区进发，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这时，美国的宣传机器也开动起来，宣扬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论”和“中国侵略扩张论”。《纽约时报》甚至刊登文章，说苏联准备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共产主义对印度的“冷战开始了”等等。
1951年5月23日，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消息传到美国，一些美国官员不断通过此时在美国的当彩活佛(达赖的大哥)怂恿达赖和噶厦政府拒绝协议。与此同时，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也与中央情报局签订了一个关于在西藏开展游击和情报战的决定，在大吉岭建立了西藏间谍情报网。美国驻印度的官员甚至精心拟订了一个“外逃计划”，准备将达赖挟持到印度。
1951年夏，经中共中央争取，已跑到西藏与锡金交界处亚东县的达赖返回拉萨，当彩活佛却越境去了英国。1952年初，当彩活佛又转道美国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共同研究了一个用飞机接运达赖外逃的计划，并选择了冰层较厚、便于起降的羊卓雍错、纳木错这两个湖面。随后，当彩向拉萨寄来密信。达赖却在回信中表示不想出国，称共产党人不会在西藏实行激烈的改革并伤害其利益，不过仍委托当彩保持与美国人的联系。
对于美国当年的援助，达赖1990年在他的自传中承认：“这不是因为他们(美国人)关心西藏的独立，而是作为他们在全世界企图破坏共产党政府稳定的努力的一部分。”
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中共中央给予了他最优厚的待遇，毛泽东主席亲自到住所看望和送行，这曾使达赖感激涕零，还写过一首歌颂毛主席是“创世主大梵天”的诗。20世纪90年代，达赖在国外仍承认：此诗确实代表了他当时的心情。
科罗拉多山脉深处的康巴训练营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美国仍不断在西藏内外以各种手法支持分裂主义分子。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说：“我们要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秘密援助，‘袭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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