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遗像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171篇，有问题的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对于一哄而起的批判“三家村”运动，邓拓这样表示：

“我完全懂得他们（指批判他的群众）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在信尾，邓拓写下发自肺腑的心声：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写完给市委领导的信，邓拓又挥笔给爱人和孩子们留下了他最后的文字：

“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5月18日凌晨，邓拓满怀悲愤，离开人世，终年五十四岁。他用无声的死，向那颠倒是非的年代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在这场沾满血泪的文字狱中，“三家村”中的另一家吴晗不仅是最早的受害者，而且其结局也更为悲惨。据吴晗的小儿子吴彰回忆：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就常常把人惊醒了，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做‘四旧’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

“没过多久，爸爸进了劳改队，在那里被人打出内伤，口吐鲜血。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从那以后，爸爸就开始经常大口吐血了，但他一直瞒着家人。

“紧接着，妈妈在（1968年）4月份也被送入劳改队。……妈妈身体弱不禁风，患有几种严重疾病……妈在那里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妈妈的双腿瘫痪了。（1969年3月18日）本来可以救活的妈妈就在医院这个最最人道的地方死去了。第二天，姐姐带我去太平间给妈妈更衣，看到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妈妈是死不瞑目啊！

“（1969年10月11日，我和姐姐被带到一家医院）他们对姐姐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姐姐透着哭声问：‘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我们绝望地哭呀喊啊，连在场的医生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样，我们连死去的爸爸也没有看到一眼。

“举目无亲，更加难的生活开始了，十五岁的姐姐和十一岁的我相依为命。（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因为姐姐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他们就找借口把姐姐抓了起来，还再次抄了家。（1976年9月23日），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刚满二十二岁的姐姐含恨死去了。”

廖沫沙是“三家村”中惟一活下来的人。从前面邓拓、吴晗及其家人的境遇已不难想像，廖沫沙在“文革”中的岁月会是怎样的艰难。在长期丧失自由的情况下，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然而，廖不仅顽强地活下来，并且还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出席了1980年冬审判江青一伙的庄严的法庭。